【纪要】第103期北外文学所·文学与文化论坛

时间:2018-03-16

题目: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On Art after the End of Art)

主讲人:金炳宪(Byung Hun Kim)博士,韩国光州自由大学

主持人:郭峰博士

时间:2018年3月15日10:30-12:00

地点:北外(西院)国际大厦314

记录人:张洪亮

2018年3月15日上午,由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第103期北外文学所·文学与文化论坛”在我校国际大厦314室举行。来自韩国的金炳宪(Byung Hun Kim)博士以“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On Art after the End of Art)”为题,围绕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界热议的“艺术终结论”展开了精彩回顾和分析。金老师博士毕业于韩国朝鲜大学(Chosun University)美学与美术史学专业,现任韩国全南大学(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美术理论讲师,光州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Gwangju)艺术史讲师,光州艺术指南编委。主要从事艺术史、当代艺术等领域的研究。

金老师首先简单梳理了艺术的发展史:16世纪意大利艺术理论家乔治奥·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艺苑名人传》(Le Vite)被视作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本艺术史著作。事实上自14世纪起,绘画艺术就被视为一种对现实的“摹仿”术,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后期。随着电影等图像记录技术的不断完善,画家们对艺术的追求和理念逐渐转变,强调抽象和表现等风格的流派应运而生。1964年,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在纽约的Stable Gallery展出其标志性的作品“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在西方艺术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引发了著名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在对于艺术与日常物(ready-mades)边界问题的思考。

经过70年代的大混乱,至80年代中期,西方批评界普遍出现了对于艺术终结的质疑。1983年,德国的理论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发表了题为《艺术史的终结?》(“ Das Ende der Kunstegeschichte? ”)的文章,次年,阿瑟·丹托发表了题为“艺术终结论”(“The End of Art”)文章。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现代艺术的迅速发展和互联网艺术的出现,“艺术是否终结”的讨论也变得日益明确。汉斯·贝尔廷删除了1983年论文题目中的问号,出版了《艺术史的终结》(Das Ende der Kunstegeschichte)一书。丹托则出版了《艺术的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1997)一书,其中指出,一切皆有可能的多元化艺术时代已经到来,从布里洛盒子开始,艺术创作不再是职业艺术家独有的技能,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每一个人,一切事物皆有可能成为艺术品。

金老师强调,批评界对现代艺术并非都是积极接受,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就是持另一种观点的批评家。后者认为,波普等现代形式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品,因其缺乏必要的美学品质(aesthetic quality),与审美价值相分离的作品是空洞无意义的。那么衡量作品能否视为艺术品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金老师概括了丹托提出的两个要点,即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是作品要“关于某物”(about something),第二是作品要“有某种寓意”(embody its meaning),二者缺一不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直观地理解,金老师以三幅内容相同但主题不同的作品为例,依次分析其是否满足丹托的两个要素,强调了作品指涉和寓意的重要性。

随后,金老师强调,很多人会使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来描述传统艺术以后的艺术,似乎将其视作一个独立派别。丹托则几乎不在著作中使用这个词,恰恰相反,在丹托看来,此时艺术已经从各种类别和框架中解放了,因而今天的艺术应当统称为“当代(contemporary)艺术”,或者用多元化时代的艺术一词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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