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第118期北外文学所文学与文化论坛

时间:2020-11-05

主题: 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希腊悲剧智慧

主讲: 刘文瑾教授

主持人/评述:陈榕教授

2020年11月2日14:00图书馆三层会议室

记录人:孙纯(德语文学专业博士生)

2020年11月2日下午,由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第118期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与文化论坛”在我校图书馆三楼学术研讨厅举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刘文瑾教授以《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希腊悲剧智慧》为题作了精彩的演讲。我校外文所师生以及其他专业的部分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讲座由外国文学研究所陈榕教授主持。

论坛现场

在讲座的开始,刘文瑾教授对阿伦特的生平、学术轨迹以及思想中的基本问题关怀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阿伦特的著作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尤其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对欧洲的历史灾难、社会危机和道德困境进行深刻言说、批判和反思的方式。刘老师结合自己在欧洲的求学经历,提示我们在阅读西方思想家的论著时,不能忽略隐藏在其中的现实关切、社会痛感以及责任意识。这也是我们阅读和理解阿伦特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前提。

随后,刘文瑾教授通过两个提纲挈领性的引言引导我们进入到阿伦特的思想世界,第一个引言的主题为“阿伦特与古希腊思想”,第二个引言的主题为“作为Polis的政治与希腊悲剧”。前者主要涉及阿伦特的治学和思考方式,阿伦特在古希腊找到了批判当代生活的“阿基米德支点”,根据她的看法,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始于古希腊,而现代性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柏拉图哲学的现代变体的兴盛和城邦政治所代表的公共精神的式微。但是阿伦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对古希腊思想的解读是一种基于“自身思考”(Selbstdenken)方法的创造性解读,在她那里,思想与行动相联,为的是要进入一场与当下世界的对话或论辩,而非步入某个静止的结论与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刘教授将阿伦特描述为一个“深海采珠人”——她沉入到历史的海底思考,不是为了复原它曾经的样子,使已经消失的过去复活,而是为了将一些“原现象”(Urphänomene)重新带入到当下的思考之中,为当下世界的人们带来启发。在第二个引言中,刘教授概述性地介绍了阿伦特对古希腊戏剧的看法以及其与阿伦特核心政治概念之间的联系。阿伦特认为,古希腊戏剧是“最优秀的政治艺术”,是“人的生活转化为艺术的政治领域”。此外,阿伦特在《人的境况》(Vita activa)一书中将人的基本活动分为三种:劳动、制作和行动,而行动在阿伦特的论述中位居核心地位。刘教授指出,阿伦特的“行动”概念直接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洞察力,这尤其体现在“现代性问题—行动的悖论性—行动的悲剧性”的内在关联中。同时,作为阿伦特晚年思想核心概念的“判断”一词,亦在很大程度上同悲剧作为城邦民主教育的观赏活动有关。

在引言部分之后,刘教授主要从四个主题对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希腊悲剧智慧进行了梳理。首先是“圆形剧场和政治空间”的关系。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圆形剧场是政治空间的隐喻,对希腊剧场的想象——这其中包括剧场的公共性、开放性、以及悲剧对公民的教化功能——深刻地影响了她对公共空间的构思。阿伦特对公共空间的探讨与她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密不可分。在她看来,西方现代政治中的目的论意味着一种对人的同质化规定,而且其背后的哲学和神学传统仅仅讨论单数和抽象的人,却忽略了人的复多性和差异性,只有作为“Polis”的政治,才能为人的多元性和自由提供庇护。在阿伦特所想象的公共空间中,任何在其中出现的东西都会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唯有这种由他人在场而获得的显现才构成了“实在性”(reality)。在这一部分,刘教授还剖析了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思想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继承和批判。在第二个主题即“表演活动的非制作性”中,刘教授指出,政治作为行动和言说的表演性,也一直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重点。在阿伦特那里,政治表演不等于作秀,而是一个与卓越和德行有关的公开展示行为,在这一点上,她对马基雅维利“德行”(Virtù)概念的欣赏、引述和阐发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政治行动或者政治表演的非制作性和非功利性,也显示了阿伦特的戏剧思想和亚里士多德诗学观的张力:阿伦特虽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强调戏剧对行动的模仿性以及同政治的相关性,但是却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戏剧置于“制作”的范畴。为了凸显阿伦特对公共空间非制作性和非功利性的强调,刘教授对阿伦特的“公共空间”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对比和分析。刘教授报告的第三个主题即“行动戏剧与政治艺术”,在这个部分,她深入探讨了阿伦特的“行动”概念,尤其是行动的复杂性和悖论性与古希腊悲剧的内在关联。阿伦特对“认识你自己”这一古老问题的关切,同样内在于她对行动的理解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希腊悲剧给了阿伦特很多启示。由此出发,阿伦特提出了她对现代人所推崇的“自主性”(Sovereignty)的质疑,同时,那种认为人类事务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宿命观也遭到了阿伦特的批判。阿伦特主张人是有限的行动者,只有有限的自由,但这有限却能经由他人与世界而产生无限可能。因此人类应该追求一种对自身的适度理解,但同时又能够在“行动的无限性”中发现可能的希望。阿伦特对自由与限度、开端启新与脆弱性的思考,也与希腊悲剧智慧密不可分。紧接着,刘教授进入她对第四个问题即“现代性的悲剧面孔”的讲解。阿伦特注意到,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即“鲁莽的乐观”和“轻率的绝望”,前一种态度相信人的无所不能,而后一种态度则认为人在世界中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这两种态度都建立在一种必然性观念的基础上——要么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进步,要么是世界的最终毁灭。面对这种必然性观念,阿伦特希望以人类行动能力的开端启新性来捍卫人的自由。在阿伦特的眼中,现代世界的危机就表现在这种开端启新的能力遭到了严重的压制和削弱,而行动也因此沦为制作。此外,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解读也揭示了现代悲剧的戏剧性效果在于:一方面是主角身份对白的平庸化与剧情场景的日常化,另一方面却是恶的后果的绝对化与反人类性。

在讲座结束之后的提问交流环节中,刘文瑾教授与在场师生就阿伦特思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阿伦特公共空间概念的排斥机制、阿伦特的行动概念与人类自由的关联、判断与行动的相互关系以及行动生活(vita activa)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区分。在讨论中,大家不仅注意到了阿伦特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等人所代表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阐发的独特之处,还关注到了阿伦特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巴特勒、福柯等现当代思想论说之间的可能联系。本次讲座是疫情以来外国文学所举办的第一次线下学术活动,在讲座和讨论中,大家不仅对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也亲身感受到了学术交流作为一个可能的“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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