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声音与文学

时间：2021年03月27日，10:00-16：00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际大厦1053

主讲人：岳子涵、陈榕、车致新、姚云帆、车琳、王炳钧

主持人：王炎、汪剑钊

纪要人：林晓萍（16级德语文学博士生）、安梦媛（20级英美文学博士生）

2021年03月27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编辑部举办的第31期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暨第2期“声音与文学”专题工作坊在我校西院国际大厦1053会议室举行。

上半场由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炎教授主持，主讲人依次是外国文学研究所17级德语文学博士生岳子涵、外国文学研究所陈榕教授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车致新。三位主讲人分别就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贾克·阿达利与米歇尔·希翁的相关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读。

岳子涵首先分享了弗雷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相关章节的阅读心得。以基特勒媒介理论体系的奠基性概念“话语网络”为切入口， 岳子涵指出基特勒对留声机这一听觉媒介的思考并未停留在经验层面，而是将其视作一种广义上的“文化技术”，试图探索媒介技术与话语系统之间的种种关联。在基特勒看来，留声机的发明一方面标志了媒介物质性在1900时期话语网络中重新显现；另一方面，留声机所具有的可以无差别记录语音和噪声的功能，也隐喻了媒介技术对根植于书写文化传统之中的表征体系的撼动。随后，岳子涵从媒介技术与精神分析、视听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技术与战争的关系等几个角度展开了具体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道，相较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媒介理论家，基特勒理论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挣脱了主体-技术的二元论窠臼，发掘出了潜藏在媒介技术内部的驱动力，因而可以视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媒介本体论。

陈榕的报告介绍了贾克·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该书英文和法文版封面的分析，引入阿达利对倾听意义的论述。陈榕指出，阿达利认为噪音是声音原初的，未经秩序调整的状态，噪音与音乐并不是二元对立的，音乐是“有组织的噪音”。阿达利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噪音如何被组成“音乐”：第一阶段是牺牲阶段。音乐将噪音中的死亡信息仪式化，让人们遗忘暴力和恐惧。这一时期的音乐家是游吟者。进入中世纪，宗教音乐是官方音乐，游吟乐手继续为民间服务。自14世纪到17世纪，嘉年华音乐却逐渐被宗教音乐压制。音乐进入再现阶段，特点是有曲谱，讲究秩序，服务于宗教和王权，以宫廷乐师为典型，音乐会是权力的展演场。随之而来，听音乐会也为文化资本的象征。当唱片发明后，人们随时随地聆听音乐会的愿望得到满足，但是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重复阶段。版税制度、音乐公司等将音乐纳入复制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音乐被高度同质化了，也被用来塑造顺民。结果制造出众多背景噪音。阿达利认为，当人们对重复性音乐感到厌倦时，第四阶段——作曲阶段——就来临。先锋艺术家进行即兴演出，借助各式各样的音乐探索，恢复音乐和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寻找走出资本主义模式的方法。陈榕指出，虽然阿达利对各个阶段的讨论按照历史线性脉络进行，但他特别强调四个阶段之间的交织和共在。这使他对音乐的看法具有复杂性，既强调音乐是如何被权力和金钱所规训，又认为音乐中有噪音的跃动生命力，孕育着革命的能动性。

车致新的报告主要分析的是米歇尔·希翁在《视听：幻觉的构建》一书中对视听合约的论述。车致新首先强调自己的研究思路是把媒介技术的问题重新历史化，以历史化来打通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而希翁以及电影声音理论的起源是，传统电影理论（如拉康以降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一直忽略声音的重要性，因而席翁才会沿着声音本体的方向来讨论后留声机时代的媒介技术，然而这一看似学术史、思想史内部的问题本身也应当被再历史化，比如我们应该意识到“有声片”的普及与民族主义浪潮在欧洲的崛起之间的历史关联。车致新认为，该书的核心论点为“视听合约”。其讨论的主要是一种整体的感知，而不是视觉与听觉的简单相加，换言之，视-听不等于视觉加听觉。这是一种“增值”，是视听合约所构成的幻觉，指的是一种赋予表现力和信息量的价值，给人印象是好像察觉不到声音的作用。报告最后，车致新以《假面》《于洛先生的假期》《夜以继日》三部电影以及音乐类游戏《冰与火之舞》《尼山萨满》为例，说明声音在电影之中的视听幻觉，以及游戏中的“视-听-触合约”，并提出一个问题：媒介研究最后会走向通感吗？

下半场由外国文学研究所汪剑钊教授主持，主讲人依次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姚云帆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车琳教授和王炳钧教授。

姚云帆主要分析了翁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这一角度对德里达的批判。首先讲者介绍了作者生平，使得大家对翁的生活经历与学科背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得以解释翁的主要学术兴趣来源。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探索从口头到识字的转变如何影响文化和改变人类意识。其次，姚云帆进一步辨析了中西方学界对德里达有关声音与文字二者关系的观点。汉语学界对德里达的讨论集中表现在认为德里达在表面上看似批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思考的方式仍然是德里达所说的表征与被表征的二元对立。西方学界则认为，德里达试图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不应妖魔化德里达为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同时指出中西学界有两个共同特点：首先是将逻各斯看作一种思维方式，而非可以感知的具体存在；其次是将德里达所探讨的问题简化为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翁的研究始于对拉默（Ramus，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思想的研究，正因为拉默，人文思想的表达媒介开始剧烈地从声音为中心转移到以印刷媒介为中心，而书写、印刷媒介对人文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了声音-书写-精神的三级等级制度，因而导致三者之间相互解构，而翁则认为，以拉默为代表的学者建立了印刷媒介与声音媒介的二元对立。不可否认的是，德里达发现了声音的重要作用，翁十分看重德里达这一观点，但他发现德里达虽然强调声音的重要作用，却仍然利用文本来表现声音的重要性。翁则更进一步，将声音界定为第一口语媒介。最后姚云帆总结了翁的思想局限：所有的口传媒介特征都可以在书写印刷媒介当中找到；口传-声音媒介具有特殊性，实际上有相当多的文字区隔性更大；文字媒介也包含着对仪式的再现，这种再现未必是以词为单位的，翁将“词”作为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所依赖的基本单位，实际上是对德里达的狭隘理解。同时指出翁具有保守主义倾向。通过对前沿研究的梳理，姚云帆老师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媒介史与思想史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车琳从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和符号学出发探讨了声音的价值与贡献。符号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言语，而且还包括多种符号学实践。正如巴赫金所说的“词语是中介者”，文本本身是一个对话的空间，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借助一部中世纪小说《让·德·圣特雷》，克里斯特娃说明了最早的小说文本中互文性如何形成。这部骑士小说没有传奇色彩，而富于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主义色彩。克里斯特娃故事本身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形结构，对应之下的叙事也是一个封闭的环形结构。从来自小说文本之外的声音元素角度来看，通过重复性的、夸赞性的语言，小说保留口头表达的词汇，甚至借鉴口头词语的拼写，使得市井之声进入了书写空间。总而言之，三种文本之外的声音进入中世纪文本之内：首先是他者之言，即引述或引文；其次是市井之声，包括集市里商贩的叫卖声以及传令官的颂言和通知；最后是说书人的声音，即是叙事者的显现。可以说，来自中世纪的声音为法国当代文学理论中互文性概念作出了贡献。

王炳钧集中分析了Mladen Dolar所著的A Voice and Nothing More一书，该书是对界定声音是什么的一次努力尝试。引言部分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可以从中看出声音的三种不同身份：声音作为信息载体；声音作为审美对象；声音作为剩余，即声音超出意义指涉和审美的部分。第一章主要谈论了声音的语言学。文字与声音是不同的，词汇相对于声音是不充分的。声音首先成就了人类的社会属性；其次声音使表达意义成为可能，但声音本身却无意义，似乎只是一个媒介，意义才是真正的目的。展开来说，声音的物质性和意义的理想性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关系，声音既在语言表达之中，但却与能指和所指都没有关联，甚至对其起着中断、干扰的作用。不具备物质性的能指却需要依赖声音这种物质来生成一种虚拟现实。人类在理解意义时却想要丢弃声音这一物质性存在。正是由于声音所包含的难以归入秩序的“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与前语言前文化的生物属性相关联，咳嗽、打嗝等现象，另一方面也具有超越象征秩序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