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爱伦·坡与19世纪初的美国新媒介

主讲人：于雷教授

时间：2020年11月14日14:00

记录人：文逸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生）

2020年11月14日下午，由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第29期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在线上举行。外文所于雷教授以“爱伦·坡与19世纪初的美国新媒介”为题作了精彩的讲座。外文所及其他院系师生参加了此次沙龙。

于雷教授首先围绕十九世纪初的历史文化语境，分别对“超心理学”、“生物磁力/催眠”、“电磁电报”、“新媒介”和“秘密写作”等基本概念进行了一番梳理。通过惠特斯通与摩尔斯两位科学家的案例，于雷教授指出，在考察十九世纪初美国文学与同时期新媒介技术之间的关联时，我们既要认识到“新媒介”之“新”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相对性，即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拥有自己的“新媒介”，也要重新审视盛行于欧美的催眠文化与同时期的“新媒介”——电磁电报之间的紧密关联。而身处在这场通讯媒介革命中的坡凭借其职业敏感，既积极地将新媒介技术转化为自身创作策略，同时又对新旧媒介的交替嬗变进行深刻反思，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对转型时期的文化焦虑做出回应。

随后，于雷教授从三个部分对“坡与19世纪初美国新媒介”这一命题展开了具体的讨论。在“作为诗学的催眠”中，于雷教授主要以坡的“催眠系列小说”之一《凹凸山传奇》（“A Tale of the Ragged Mountains”）为例，通过文本细读和互文观照，指出坡小说中的双向催眠话语（即被催眠者转而对催眠者实施了反向催眠）在更大的层面上与坡的“创作哲学”（即因果循环诗学）乃至当代叙事学（即“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互动）形成了高度的呼应。在第二部分“电报通讯与秘密写作”中，于雷教授主要探讨十九世纪新兴的电报通讯技术对坡及同时期其他作家产生的重要影响。于雷教授指出，电报的发明为坡的“秘密写作”提供了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技术模型，而坡的这种文学编（解）码策略既在《秘密写作刍议》（“A Few Words on Secret Writing”）中得到了具体阐发（如坡特别推崇的古斯巴达“圆筒配对法”[scytala]），又在《金甲虫》（“The Gold-Bug”）、《X出一个段落》（“X-ing a Paragrab”）等小说作品中获得了生动的艺术化再现。于雷教授以《金甲虫》为例，指出这篇小说的秘密写作策略既体现在情节层面上的密码术（类似于摩尔斯电码的运作机制），又体现在整篇小说的偏正倒置结构上（标题“金甲虫”中修饰语“金”与中心词“甲虫”的翻转）。此外，《金甲虫》的秘密写作机制还与信息论中的“冗余”（redundancy）和“噪音”（noise）现象产生了高度的契合。于雷教授认为，“冗余”和“噪音”的对立统一使得文本信息在习惯和新奇之间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从这一点看，《金甲虫》可谓坡借以映射文类演进的一则极佳范例：小说在情节设置上既包含摩尔斯电码的符号性“冗余”，以确保文本的可理解性，更强调“信息噪音”（如小说中各种非常规、神秘化的诗性要素）的象征主义文类价值。从更大的层面来看，坡的创作也是在文类小说的程式化冗余中制造“噪音”，营造“新奇”之效，或者用尼古拉斯·卢曼的话来说是，实现信息的“自创生”（autopoiesis），从而使得“非信息”重新获得其信息价值。基于这一逻辑，于雷教授在第三部分“新媒介、信息论与文化焦虑”中指出，《X出一个段落》和《被盗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等作品体现了坡围绕“信息价值”所做出的不同程度的职业思考。同样地，藉由凯瑟琳·海耶斯提出的现代信息论，于雷教授进一步发现，坡在《被盗的信》中借助具有双关含义的“produce”（“拿出来”/“生产”）一词巧妙地传达了他那不乏“现代性”的信息论思维，即对信息的最佳“破坏”方式恰恰在于“生产”/复制该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小说人物D部长在撕信时所展现的矛盾心态隐喻性地折射出新旧媒介在其过渡期所引发的怀旧情结与文化焦虑。最后，于雷教授以麦克卢汉的名句“我们塑造工具，而工具亦塑造我们”结束了发言，他认为麦克卢汉的现代媒介理论与坡所提倡的因果循环关联和双向互动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致力于思考和探索新媒介时代下的社会文化生活样态。

本次沙龙主要展现了于雷教授主持的2019—2020年中美富布赖特研究学者项目“爱伦·坡与19世纪初美国新媒介”的研究成果，于雷教授细致详实的报告为与会师生进一步认识坡与十九世纪初新媒介技术的关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沙龙结束后，参加沙龙的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此次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在掌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