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学与危机叙事”专题工作坊第3期
时间：2022年4月16日，10:00-12:00（上半场），13:30-16:10（下半场）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际大厦1053
主讲人：（上半场）王炳钧、李明明、于雷，（下半场）陈榕、车琳、牟芳芳、车致新
主持人：王炎（上半场），汪剑钊（下半场）
纪要人：宋嘉珊、黄潇
2022年4月16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第34期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文学与危机叙事”专题工作坊第3期于我校西院国际大厦1053室举行，外国文学研究所师生与所外来宾参与了本次活动。当日上午，在王炎老师的主持下，王炳钧、李明明与于雷老师分别对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主讲发言。下午进行的下半场沙龙中，在汪剑钊老师的主持下，陈榕、车琳、牟芳芳与车致新老师也分别对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主讲发言。
王炳钧老师主讲了布克哈特的《世界历史沉思录》,主要关注这本书的第四章，即历史中的危机。布克哈特的这一著作诞生于19世纪历史主义产生的语境中，他反对历史哲学的进步观和因果连续的历史观，而更多关注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特点。因此，和我们想象的不同，在布克哈特看来，危机是个积极的因素，它可以唤醒新的力量，破除已经僵化老化的生存模式。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有更新、年轻化的作用，是权力力量的象征，而和平带来的反而是庸碌。比如在战争中、在和对手的较量中，一个主体才能看到自己的实力。危机让人对力量有意识，也让人对自己受压迫的状态产生意识。危机的特点是传播快，喊出口号时很多人都会追随这一口号，认为“该变一变了”。当危机表现为对过去的抗议之时，也会引发一系列其他问题的爆发，使整个秩序陷入危机状态之中。这种危机状态不仅促成革新力量的产生，同时也会产生英雄人物，在人文文学艺术领域催生天才式的伟大作品。而铁路发明之后危机的传播更快，但现代人们思辨和阅读过多，以至于失去力量，变得麻木。因此，布克哈特作品可以看作是像在尼采、巴塔耶那里一样，是对奴隶道德的批判，对英雄时代的呼唤。
李明明老师主讲了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李老师首先在社会学体系中对危机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危机的概念曾是医学术语，和社会科学术语理念有一定重合。在医学中危机指疾病的阶段，决定身体的自我康复能力。危机客观存在，但疾病危机有其主观性：主体被卷入。陷于危机的主体感到无能为力，成为被动的主体，被剥夺了控制主体的可能性。克服危机即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在戏剧当中，危机的含义又有不同，即克服命运，达到转折。客观性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强加于人，也不是外在于人本身，而是由系统内部固有结构所产生，是情节系统的结构和主角系统固有的矛盾冲突。危机需要被克服或无法克服，人物必须树立新的认同，来破除命运的神秘力量获得自由。古典悲剧中的危机概念和救赎的危机概念一致。马克思首次提出社会科学的系统危机概念，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资本的组织原则导致的经济危机进行阐释。而哈贝马斯在这本书中，试图引入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即系统论的危机概念。当社会系统结构能容许问题解决的可能性低于系统限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系统整合是自我调节能力的系统，当丧失了这种控制调节能力，就会无法生存，面临崩溃的危险。社会系统的危机不是外部环境的突变造成，而是结构固有的系统命令彼此不再相容、无法按等级整合而造成。整合的方式包括系统因素、理想价值（应然性）等几个方面。要么改变系统内部的因素，要么改变规范价值，要么同时改变两者，才能让系统维持控制在新的水平。系统试图改变界限和实存来改变其存在时，认同会变得模糊。但是，不是任何系统变化都会带来危机，只有认同变化、成员感到认同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出现危机。
于雷老师主讲了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这本书与当下的新冠疫情联系密切。麦克尼尔是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本书即从瘟疫的历史渊源讲起。在15-17世纪，人类面临远洋航行带来的人员物资思想和疾病流行造成的影响。传染病使人获得越来越强的免疫力。随着疫病的传输，人类的免疫力也相应加强。人与疫病是一种新型寄生关系。瘟疫可能造就强健社会，也可能导致古老帝国的灭亡。对疫病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也导致地缘政治的不同结果。于老师综述了书中列举的大量西方殖民者对玛雅文明、印第安部落等等的瘟疫入侵。另外还提到，欧洲王室的梅毒导致贵族阶层缺乏健康后代，却意外加速了社会流动性，在上流社会产生更多位置。霍乱、肺结核也是如此，上流社会也往往是肺结核的易感人群，乃至于在19世纪的文艺界，肺结核成为事实上的时尚。另一个主题则是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的问题。瘟疫和人类社会系统存在一定相似性，有的研究认为，病毒本身也存在社会结构，放在今天就生发出了社会病毒学。这一学科主要研究病毒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提出病毒社会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合作行为，会成群猎食；第二是利他行为。于老师还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结合爱伦·坡的小说《红死魔的化妆舞会》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这一故事与十日谈类似，讲述了人们在19世纪的“方舱”里发生的故事。其中王子在封闭空间组织了上千人的化妆舞会，可以视为爱伦·坡对当时维多利亚女王举行的盛大化妆舞会的一种影射。故事中的舞会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仪式化的象征，而“红死魔”则象征着工人阶级对贵族封建阶层的挑战，舞会遭到了“红死魔”的恐吓，象征着在宪章运动之后封建贵族对工人阶级的恐惧。
当日下午，陈榕老师以“贝克的《风险社会》与当代风险论”为题，主讲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全书立足于现代社会的不可控性、不确定性，分别对风险社会概观、个体化与反思性现代化进行了探讨。贝克将“风险社会”与“第二现代性”的概念合为一体，其中一大重要特征是“自反性现代化”。他以世界主义立场看待现代性问题，认可现代世界全球语境下的相互关联性。陈榕老师指出，在《风险社会》成书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世界普遍使用“后现代”一词，而贝克保留使用“现代”并专门提出了含义与“后现代”接近的“第二现代性”概念，是因为他认为21世纪的当代社会仍未脱离19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总体语境，而是进入了现代性的第二个阶段，即第二现代性。贝克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危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流行病等外部因素，在第一现代性的工业社会中来自失业、事故等有保险可能的人为因素风险，在第二现代性的风险社会中则来自高度发展的技术导致的问题，如辐射、污染、基因改造、全球变暖等，它们可能演变为大规模不可控的人为灾难。陈榕老师同时讲解了书中的一些关键议题。其一是“自反性现代化”，这一术语既包含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层面，也包含了现代性过程中风险扩散展现出的不可控反噬性回旋镖效应——它使来自一切阶级、国家、民族的所有人都无差别地受到打击。这展现出了贝克的全球化立场以及对技术与全球化的反思——技术带来的物质条件改善同时也造成风险全球均质化的蔓延。由此，贝克认为风险的增长使世界社会收缩成了“危险共同体”，穷国和富国均会受到全球性的风险反噬。而在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中，科学不仅仅作为科学本身、而且作为一种亚政治力量与社会相交、影响人类的生活，被包装的象征性风险应对方式无法真正清除风险的源头。其二是社会不平等的个体化，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作为社会中的原子，在超出个人掌握的系统中独立承担自身命运。在这一阶段的每个人都坚持自身的个体身份，在得到个体化幻觉的同时也失去应对众多问题的能力，全球化图景的宽广领域中的个人前所未有地独立而渺小。其三是科学与政治的一般化，当下的风险同时是科学和社会的建构，科学既是风险界定的媒介也是解决方案的来源。但科学需要面对自身的产物、缺陷和次生问题，即自反性的科学化。因此科学需要被引入政治领域理解，成为一种至少是亚政治的力量。这意味着技术-经济的行动是政治和非政治之外的第三者：经济引导下的利益行动。无边界的科学技术随时会漫溢到任何位置，科研实验室和董事会议室取代议会或政党，间接完成了对于未来的塑造。陈榕老师总结认为，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个体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是理解贝克思想的要点。贝克认为全球性风险造就了共有的世界，人类无法跳出这一语境。这一思想与吉登斯、鲍曼有相通之处，他们均将后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性的新阶段。吉登斯同样以全球化立场述及风险问题，其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便阐明如今他人空间已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感知到世界各地的风险和危机，共享体验。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从起源谈及风险，认为风险原本就具有预知的不确定性。资本主义本身具备风险的品质：险中求富的冒险精神、对未知的探索。面对自反性现代化，吉登斯认为科学造成的问题只能在科学语境下讨论，而贝克则强调将科学作为政治力量加以监管。面对当今世界的问题，我们仍需探索出路。主讲结束后，陈榕老师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
车琳老师以20世纪90年代法国的当代艺术价值论战和当代艺术危机为中心，主讲了法国哲学家、艺术批评家伊夫·米肖的著作《当代艺术的危机：乌托邦的终结》。米肖提出，18世纪中期艺术从手工艺与应用艺术中分离出来，与“美学”概念脱离而成学科，产生了有意识的审美和趣味规范。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美学纳入哲学系统，而艺术进入公共领域标志着它向现代性过渡的开端。对艺术的表征在于艺术实践的自主化、与社会的疏离及其神圣性。当代艺术在时间概念上指与我们存在于同一时代的艺术，在审美概念上则指尖端与前列的艺术。车琳老师讲解了20世纪90年代法国关于当代艺术价值的论战。法国艺术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迅速发展，却在90年代如泡沫般陷入崩溃，历经先锋派、立体派、形式主义、极简主义、观念艺术后，出现无可前进的空白。于是艺术评论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杂志、论坛为阵地，探讨何为当代艺术的价值。这一论战诞生了三种观察艺术的角度：一为“历史-审美”的模式，将当代艺术置于大“艺术”框架中审视；二为“叙事-因果”模式，从现代艺术史角度将印象派、塞尚、杜尚延伸到当下；三为哲学与概念化模式，将艺术置于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中分析。当代艺术的质疑方和辩护方分别从现代性、美学标准、公众品味、文化体制角度进行了激烈论战。质疑方中同时存在怀旧情绪与对艺术的宗教式信仰，他们认为崇高已经消失，他们见证着当代人的枯朽。车琳老师同时梳理了米肖对危机的表述。米肖引用哈贝马斯的论述，从词源对危机进行了解释，并认为危机分为短期的“危急”和长期持续系统性的危机，关于当代艺术价值的讨论的危机则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危急”状况，兼具两者特点。艺术系统中存在主体、对象和环境，米肖正是通过艺术系统中的各层面对当代艺术的危机展开了分析。在艺术市场上，世界范围的危机已经克服，而法国的情况则未能回暖，这会造成一定影响，但不应夸大；在国际地位上，法国不再是现代艺术的中心，在国际影响上存在危机，心态上存在民族主义式的拒斥和受虐式的自我贬低，需要重拾自信；在艺术机构上，各机构总体运转正常，而政策上则从道德重建转向了文化商业主义；在艺术批评上，批评界肩负为公众传递美学价值和市场价值的责任，但当代艺术批评存在多元主义、无价值判断、不作真正辩论的特征，主流媒体对当代艺术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在艺术家上，法国少有享誉世界的当代艺术家，体制内的艺术家存在依赖性，体制外的艺术家缺乏支持，但年轻艺术家仍具有创作活力；在艺术受众上，参观人数减少、收藏量下降，艺术家因缺乏反馈而难以激发创作活力，社会阶层的区隔造成了文化接受上的区隔；在艺术信仰上，公众虽对艺术家抱持浪漫想象却更偏爱通俗电影，批评家抱持多元标准和相对意识，艺术管理者仍将艺术视作公共服务和宗教，反对当代艺术的艺术爱好者相信救赎力量并呼吁改变艺术，艺术家相信艺术本身却不再相信其变革救赎力量——这使得幻象破灭的情绪笼罩了法国艺术界，艺术信仰形式迎来终结。车琳老师最后阐述了书中谈及的艺术乌托邦。共情的力量造就了交往、民主、文明的艺术乌托邦，但这一社会系统缺乏合法性和动力，会产生危机而迎来终结。当代社会的多元性发展导致了共识性的缺失，带来乌托邦的死亡，这也是一种艺术表征和艺术信仰的终结。
牟芳芳老师以“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以及“文学想象”为重点，主讲了美国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的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牟芳芳老师首先指出，该著作的中文译本存在部分误译之处，需要结合英文原著来理解。牟芳芳老师提出，布伊尔不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更普遍的术语而是使用“环境批评”，是因为他认为“生态”与生态学关系密切，指的是有机体和无机环境的关系。早期生态批评家侧重自然生态而非人造环境，使用“环境批评”与其加以区分，既能体现研究转向，也更能表征其话语的杂糅性和侧重点。如今自然与人造环境难以区分，现代都市成为重要景观，仅讨论人与非人类自然的关系已远远不够。同时，环境批评也更能概括当下文学与环境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对人文科学、文化研究的侧重，体现出社会学视角的转向。牟芳芳老师也梳理了环境批评的历史发展路线。布伊尔的该著作发表于2005年，是他的环境批评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也是对现有文学文化研究中环境转向的总结。作为自觉文学文化运动的环境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1992年成立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是其重要学术组织。环境批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玛雅神话和圣经文本，中国的《山海经》中也同样有类似的改造环境的故事。文学与知识研究中对于自然观的关注长期存在，20世纪后期的文学与文化批评著作，如《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乡村与城市》，研究了文学文化中将乡土环境作为国家象征的倾向，揭示乡土情结的虚假、经济阶级利益改造的景观，对后来的环境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研究注重对文学文化的社会性研究，仍非出于对生态的危机意识，但给后来的环境批评学者以启示：国家想象和认同有深层的历史性与动态性，与该国不断被改造的自然景观和都市景观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批评的发展路线并不清晰，但有态势可循，其第一次浪潮（即早期生态批评）与第二次浪潮的关系是羊皮纸重写本式的，两次浪潮间有引用、发展、争论和交叉。布伊尔重视两次浪潮中“文学与科学”、“文学与理论”的关系变化。生态与环境批评学者一直注重文学与科学的联合，但早期生态批评学者希望科学能对抗文化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的主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而第二次浪潮的代表人物则主张科学话语不应作为文学批评的权威模式，文学与科学是反馈循环的关系，需要建立文学与科学批判性的对话关系，历史和批判地看待科学的客观性与建构性。这也是受到了布鲁诺·拉图尔的理论影响。在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上，早期生态批评对当代理论产生了抵制倾向，认为当代理论模式是精英式过度抽象的大都市理论——而当代理论则反过来批判早期生态批评仍在用传统研究方法挖掘自然写作中的生态意识。第二次浪潮则选择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取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抛弃将文本与世界分离的倾向，反思早期生态批评的问题，认为为自然发声的人是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将自然与文化分开无异于将自然环境与人为环境、将人与社会分开，应发展出一种社会性的生态批评。布伊尔本人的思想也在两次浪潮中发生了变化，他早期关注美国自然文学写作，但后来意识到环境不等同于自然，都市和偏远地、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之间的关注是互有渗透的。他概括认为，第一次浪潮是自然话语和自然保护主义为主导，第二次浪潮是环境正义话语和城市主义为主导，两者的分歧将不同研究划分为两次浪潮。但两次浪潮仍有其共同立场，如都关注自然遗迹和边缘人群处境、都将自然理想化并赋予生态价值、都批判现代化将自然空间侵略转变为建构空间。两次浪潮中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扩展变化，如今一切人类产品都被认为带有环境性的印记。总体上，环境批评更加强调自然与社会、环境及其历史之间的相互渗透，一切文本皆可能成为环境批评的对象。这也引发了新的担忧，即愈发都市化的环境批评可能不会再致力于革新文学研究模式，而成为强化职业学术文化中的又一个增长点和批评游戏。
最后，车致新老师以“末日与日常”为中心，主讲了日本评论家、作家宇野常宽2012年发表的文章《震灾后的想象力：2010年代的日本御宅文化》。该文承接了宇野的著作《零零年代的想象力》，以2011年的3·11日本大地震为引，进行了文化时评。车致新老师指出，宇野在文中第一节尝试论证却未能深入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即“今日社会想象力的基本特征是‘日常’与‘非日常’的混合”。“日常”的主要表现为社会中的消费，而“非日常”首先表现为叙事——因为日常无法进行叙事，同时“非日常”也表现为危机和末日，当今世界新冠疫情的蔓延足以作为其例证，末日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危机。大众文化中常见的“最终一战”也是“非日常”的表现，它曾表现为“人与机器”的最终决战，而时代语境下的“最终一战”更多体现为“人与环境”的决战。在发生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的今日，世界恰恰表现出“日常”与“非日常”混合的奇特张力。宇野在文中谈及地震与想象力的关系时，认为地震并非作为全球变化的驱动力生成了新一代想象力的断裂，而是相反并未带来实际性的变化，它仅仅作为征候凸显了时代想象力的现状，反映了世界的体制与格局。地震后日本官员曾表示富足安全的消费社会“日常”已经结束，而宇野认为“日常”已随着时间推移而回归，但伴随着不确定性的风险。福岛核电站事故作为长期问题，营造出了首都地区“日常”与“非日常”融合、“非日常”潜藏于“日常”中的情形。车致新老师随后以日本京都动画《凉宫春日的忧郁》、大逃杀系作品、滨口龙介的电影《夜以继日》、小岛秀夫的电子游戏《死亡搁浅》以及中国网络电视剧《开端》为例，展开了对“日常”与“非日常”之混合的探讨。被宇野视为“空气系/日常系”代表作的《凉宫春日的忧郁》于2006年改编动画播送后受到广泛关注，该作品系列以高中生凉宫春日因厌倦平凡日常而创立社团寻找外星人、未来人、超能力者一同活动的故事为核心，实现了对“日常（富足而令人生厌的消费社会）”和“非日常（激动人心的历史）”之对立的纳入。作品中的系列章节“漫无止境的八月”是“永无止境的日常”的典型体现，而凉宫春日实际能改变世界的神力又将她与世界本体论的存在相连，世界系的叙事与高中生的琐碎生活融合，形成了“日常”与“非日常”的混杂。大逃杀系作品被宇野视作“零零年代的想象力”，代表类型作品有电影《大逃杀》系列、动画《进击的巨人》、电视剧《鱿鱼游戏》等，其特征在于“永无止境的末日”，其中的人物每分每秒都处于末日决战的动员状态中。电子游戏《死亡搁浅》则体现出一种仿佛预见了“后新冠”世界的预言性，怪物笼罩下的末日世界中送货员从安全区域送货至非安全区域的行动，观察到了当下世界的隔绝与连接，后疫情世界中的人类身处介于末日和日常两者之间的状态，而“搁浅”的鲸鱼正如在后末日的日常生活中搁浅的人类。网络电视剧《开端》是2022年在中国引发热潮的大众文化现象，它同样在不断重复的无止境循环中想象着终结，终将爆炸的公交车如同终将毁灭的世界，但在不断想象末日死亡终结的同时，叙事部分却又表现着日常的生活，展现出“日常”与“非日常”的混合。
所有主讲发言结束后，在座全体师生展开了积极的交流讨论。外文所所长姜红老师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最终，第34期文学与文化研究沙龙暨“文学与危机叙事”专题工作坊第3期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