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学与危机叙事

时间：2021年12月5日，10:00-17:30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际大厦1053

主讲人：陈珏旭、丁君君、刘妍杉、史良、孙纯

主持人：陈榕教授、王炎教授

纪要人：孙纯

2021年12月5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北外王佐良讲堂第33期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暨第2期“文学与危机叙事”专题工作坊在我校西院国际大厦1053会议室举行。外文所及其他院系师生参加了此次沙龙。

本次沙龙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半场，分别由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陈榕教授和王炎教授主持。在主持中，主持人对工作坊的选题、文本篇目和报告人的基本信息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并且在讨论环节积极引导报告人和在场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为这次工作坊的成功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半场由两个报告组成，主讲人分别是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陈珏旭同学和北外德语系丁君君副教授。陈珏旭同学的报告是关于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名著《君主论》（1532年）。陈珏旭指出，在历史和个人的双重危机背景之下，马基雅维利于1513年整理了自己多年外交生涯中的所见所学，写下君主镜鉴式著作《君主论》，期望能够得到美第奇家族的赏识，再次获得任用。书中一反以往君主镜鉴强烈的宗教和道德教育传统，抛弃了以道德优越性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的观念，鲜明地区分了想象真理和实效真理，从实然的角度出发，陈述了君主政体下的治国技艺、探讨了机运(fortuna)与德能(virtù)的关系。在马基雅维利笔下，“德能”不仅仅是指向大胆、果敢、智慧的道德意义上的善，它还包括了君主应该具备的政治德能和军事德能。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去道德化处理，德行和恶行的绝对界限被打破，两者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对行事的评价取决于最后的效果，因此，“德能”一词回到了源初的效用意义，成为一种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与时俱进的综合能力。所以，马基雅维利不应被视为卑劣自私的政治无道德论者，而是开启了政治之自主性的现代政治思想奠基人。在讨论环节，大家就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尤其是其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语境和马基雅维利之于近现代政治世界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辨析。

丁君君老师主讲的文本是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著作《批判与危机：一项关于市民世界的病理研究》（1959）。按照丁君君老师的描述，《批判与危机》勾勒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和政治体系的缘起与没落之路。道德与政治的分离是结束欧洲近代内战纷争、稳固国家中立秩序的前提，然而这一分离随着社会意识的成熟逐渐衍生为一种严重的秩序危机。随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市民社会的崛起，道德逐渐成为秘密协会和知识精英的思想武器，在普遍性道德的旗帜下，国家被视为“非道德”暴力的载体，而启蒙批判意识和历史哲学在乌托邦建构中遮蔽了革命的内战本质，将其叙述为历史的必然性，并导向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化。通过对批判意识与秩序危机之间内在关联的揭示，科泽勒克对18世纪欧洲的思想形态和政治内核提供了一种明晰的观察。报告后，在场师生就科泽勒克对霍布斯和卢梭的国家学说的理解进行了讨论。

下半场由三个报告组成，主讲人分别是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刘妍杉、北外德语系讲师史良博士和北外外文所博士后孙纯。刘妍杉同学的报告是围绕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地震的原因；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地震的继续考察》（1756年）和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的《咏里斯本地震：对格言“一切都好”的检视》（1755）而展开的。刘妍杉认为，发生于1755年11月1日的里斯本大地震是欧洲历史上影响最深刻的灾难之一，它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经济损失，同时在思想领域引发重大危机。宗教界和知识界对此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伏尔泰在得知地震消息后，随即创作长诗《咏里斯本地震：对格言“一切都好”的检视》，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乐观主义进行猛烈批评。康德则在家乡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的周报上发表了《地震的原因》、《地震中诸多值得注意的事件》和《地震的继续考察》三篇文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详细讨论地震的成因。通过阅读和解析伏尔泰和康德两位启蒙者对地震截然不同的论述，报告人带领大家走入欧洲当时的里斯本地震话语之中，一窥18世纪末思想的错综与丰富。刘妍杉的报告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讨论的主题包括欧洲思想史中的“神正论”问题、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以及康德哲学的特质等。

史良博士的报告以弗洛伊德的《关于战争与死亡的时代思考》（1915）一文作为论述对象。《对战争和死亡的时代思考》创作于一战爆发后不久的1915年。一战的爆发受当时社会进化论以及民族国家论的影响较深，弗洛伊德曾将其视为一种复苏自己衰落祖国奥匈帝国的契机，但他很快就发现了政府在战争中对人民的欺骗、愚弄和操控依然超越了伦理的底线，由此展开了有关战争伦理、战争起源、种族主义、战争中的个体及群体心理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文中弗洛伊德首先从各民族间无法彻底消除的异质性讨论了战争存在的必然性，随后以精神分析视角为出发，将战争以及人在战争中展现出的道德沦丧与屠戮行径视为人无意识中摆脱文明对于个体本能压抑的暂时性反抗，最后指出人类社会终将在短暂的昏睡之后回归和平的文明秩序，但永恒的和平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景。史良博士的报告为我们理解现代文明的困境（及希望）提供了一种深刻的视角，在报告后，在场师生围绕着现代战争的特征、国家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弗洛伊德的文明构想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孙纯博士解读的文本是胡塞尔的《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1935）。孙纯认为，在胡塞尔的这篇晚年演讲中，我们可以“遭遇”到这位著名现象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欧洲历史以及欧洲文明命运前景的思索。这意味着，胡塞尔所倡导的“先验论的现象学”，与一种深切的历史和现实关怀并不矛盾，并且，作为哲学的现象学被赋予了一种特殊使命——通过克服在近代以来的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客观主义”以及由其引发的“科学危机”来重塑欧洲人（或人类）的主体性和理性。胡塞尔对欧洲危机的诊断和描述，也包含着一种宏大的、甚至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历史哲学叙事，它将自身显示为“欧洲历史的目的论”。这一历史哲学叙事的主角是欧洲的理性概念或精神形态，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学”，从而为精神和历史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现象学式的说明。报告之后，大家就胡塞尔的欧洲概念、胡塞尔与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之间的关系、德国思想中的古希腊想象等问题展开了详细的探讨。

本期工作坊所涉及的文本涵盖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20世纪等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讲人以这些文本为基础，揭示了危机叙事在政治思想、历史哲学、文学、现象学、精神分析等不同领域中的表现形式和基本特征，并因此有助于丰富和加深我们对近现代西方文明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