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想象的异类：从疯狂史到怪物研究

主讲：刘宗迪教授

时间：2014年6月9日下午15:30-18:00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行政楼209

纪要：屈鑫燕

本期文学与文化论坛的主讲人刘宗迪教授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神话学、口头传统研究，尤其致力于以民俗学、神话学的方法解读中国早期文献和历史。出版专著《古典的草根》、《失落的天书》、《姓氏名号面面观》，合著《圣号论衡：晚清〈万 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译著《古代艺术与仪式》和《活着的女神》，并在《民族艺术》、《文艺研究》、《艺术评论》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20余篇论文。

刘宗迪教授从自身的研究经验、经历谈起——他主要从事以《山海经》为主的中国古籍研究，而将西方思想作为工具。因此，刘宗迪教授在本次论坛中主要以《山海经》为题，借助福柯的“疯狂史”研究，对“怪物”和“疯狂”两个概念进行了阐述和比较。刘宗迪教授认为，“怪物”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生活，更是当今西方大众文化的重要主题，从科幻电影到漫画，“怪物”比比皆是。若要追溯“怪物”的起源，遍观古今中外，当首推《山海经》，光《山经》中记载的“怪物”就达数百种，千奇百怪，妙趣横生。而“疯子”行为乖张，不可理喻，实为人中之“怪”。换言之，“疯狂”是“怪物”在人身上的投影。刘宗迪教授从五个方面对“怪物”和“疯狂”进行了比较：

其一，“怪物”和“疯狂”都是想象的异类和他者，被置于世界的边缘。在福柯看来，“疯狂”是社会秩序为了自我确认而构建的概念，是理性的他者。其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提出，“疯狂”将作为新的他者填补曾被麻风病占据的边缘空间。而刘宗迪教授认为，对“怪物”的想象源于人类希图把自己跟自然、野兽区分开来，因此“怪物”是人类的他者。《尚书·尧典》便将流放四凶、排除异类视作建立世界秩序的重要环节。刘宗迪教授为大家展示的数幅古代地图也将“怪物”进行理性和道德边缘化。

其二，两个概念均是无中生有。“疯狂”和“怪物”都是排斥和拘禁行为的产物。“疯狂”只有首先被排斥-拘禁为他者，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精神病学才有可能。“怪物”亦然，首先有莫名的恐惧，然后才有恐惧得以附体的怪物，恐惧借怪物以成形和定格。

其三，“疯狂”和“怪物”均带有神秘性。两者既是排斥和拘禁的产物，又都无法排斥和拘禁，实在神秘莫测、变幻无常。而祛除妖怪最简单办法就是说出妖怪的名字，因此，不仅《山海经》、《白泽图》等古籍对精怪进行了描述和命名，《古典时代疯狂史》第一章“物种园中的疯人”也对“疯狂”进行了命名、分类和定位。

其四，“疯狂”和“怪物”均可视而不可闻。两者都是被封禁的、无声的存在，人们不会想到去倾听疯子或怪物的诉说，与之交流，疯子和怪物存在的意义就是被驱逐、被暴打、被消灭。但它们是危险的，所以又必须时刻置于监视之中，福柯便谈到过疯子被作为奇观展示的过程。刘宗迪教授发现，怪物的拉丁语monstrare就有展示之意，所以从古至今，各类妖怪图鉴层出不穷。

其五，两者均经历了从宇宙论到主体性的演变。中世纪的疯子是洞悉了宇宙和上帝秘密的人，人们相信疯子窥见了隐藏于深渊中的真相。福柯说，“疯狂不再是世界熟悉的陌生感，而是局外观者眼中早已摸透的戏剧；它不再是宇宙的形象，而是人生的一个面貌。”刘宗迪教授认为“怪物”同样如此：怪物本来在宇宙的边缘，后来混迹于人间，最后变成了人。

之后，刘宗迪教授以狐魅为例，引经据典，进一步阐述了“疯狂”和“怪物”被赋予的文化意义。如“疯狂”和“怪物”一般，狐魅是文化上的他者。人们对狐魅的想象是从病人、疯子的身上获得的。狐狸不过是人们从疯子身上所目睹的某种神秘力量的“能指”，而其所指则是人的身体，乃至人的生活世界。

刘宗迪教授时而将大家拉入幻想的王国，时而提醒大家抽身而出，冷眼洞察本质，极大地开阔了众人视野。最后，刘宗迪教授与在座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为希望进一步了解怪物研究的同学提供了视角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