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互文性
主讲人：童明教授
时间：2014年11月24日下午2:00-4:00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四层学术报告厅
纪要：申育娟
本期文学与文化论坛的主讲人童明教授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教授, 本校杰出教授（University Outstanding Professor），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美文学博士。马萨诸塞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西安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士。1975年至1977年留学于英国杜伦大学。 1981年至1984年在联合国总部担任高级译员，1981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在国内外发表过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论文涉及跨文明想象、飞散、民族主义和跨民族思维、美国现代文学、亚裔文学等多种题目，专著有《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和《美国文学史》，出版译著包括木心小说集英文版《空房》和《京剧曹操和杨修》（英语版）等。
童明教授这次论坛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互文性理论形成的前因后果，思考其中逻辑，识辨其中问题。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一. 对最先提出 “互文性”的法国理论家克里斯托娃(Julia Kristeva)进行追根溯源——综合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理论和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对话理论形成了这一概念。二. 互文性作为当代的文本理论，有别于传统的文本观。它影响了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研究等理论，也见于对文学史以及后现代文化的讨论。
因“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含有“文本”（text）, 童明教授首先从词源及神话当中探究“文本”源头。text源自拉丁语textus (web, texture，网、质地), textum (woven fabric，织品), textere (tissue, thread or fabric，纤维或丝线)。而与text相关的context，源头也是con-textere。因此从词源看，“文本”与“纺织”密不可分，同时也可看出，“文本”的起源又是女性的，纺织是女性的活动。女性一边纺织一边讲故事。现代英语里的“yarn”仍然在比喻“故事”，“to spin the yarn”，不仅指“纺线”，也指“讲故事”。从神话故事中也可证明这一点，命运女神摩伊赖(Moirai)三姊妹，酒神(Dionysus)的妻子阿里阿德涅(Adriadne)用线团帮助雅典王忒修斯(Theseus)抵达迷宫的中心；阿刺克涅(Arachne)是杰出的纺织女工，向纺织女神雅典娜（Athena）挑战；雅典娜惩罚阿刺克涅，将她变为织网的蜘蛛。随后童明教授探讨了互文理论的意义，认为互文理论是对文本唯一语义的反拨，同时挑战了将阅读和写作视为相互对立的看法。
童明教授在讨论克里斯托娃与巴赫金和索绪尔之间的理论联系之前，首先对克里斯托娃和她的老师巴特的观点加以比较，认为巴特轻视文学而重视大众文化，将文学和非文学文本等量齐观；克里斯托娃更关注诗性语言，她的理论具有高层文化特点。克里斯托娃和巴赫金的联系，还使她的理论延续了抵抗专制的政治伦理。童明教授随后开始介绍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及巴赫金的“对话性话语”。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不是因为天然具有指涉功能而产生语义，而是因为在差异表意系统里符号的关联(the relationality of signs)产生了语义。表意， 就是进入千变万化的符号关联；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巴赫金的“对话性话语”是指一个主体(subject)内化了和他者的对话，是双重声音的话语(a double-voiced discourse)，因为对话性话语的前提是一个主体和其他主体的对话，它也是主体间的概念(the no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克里斯托娃从两人的观点获得启发，对文字符号(word)做了“双层次”的界定：横向轴线上，文本中的文字共同属于写作（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纵向轴线上，文本中的文字指向“以往的、共时的文学整体”(an anterior or synchronic literary corpus)。横、纵两个轴线就是解读诗性语言“双层次”。两个层次都是和文学文本相关的。 “这样，横向轴线（主体－叙述对象）和纵向轴线(文本－语境)的重合，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每个文字（或文本）都是文字（多文本）的交叉点，在那里至少还有另一个文字（文本）可以被解读。在巴赫金的作品中，这两个轴线没有清楚的区分，他称之为dialogue(对话)和ambivalence(两可)。然而，巴赫金首先引入文学理论的一个观点，看似缺乏力度却事实上颇有见地：任何文本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引语建构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替换了主体间概念, 而且，诗性语言至少是双层次的阅读。” “主体间”的对话，复调小说，是克里斯托娃说的另一种互文性。
童明教授接着分析了巴特理论的优点和缺陷。巴特认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作者、读者、观察者（思辨者）之间的关系相对化了”。他说，“作品”代表通常的符号逻辑(the common logic of the sign), 亦即：符号里的能指和所指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经典意义上的符号是个封闭的单位，它的封闭将语义固定，使之无法颤抖，不能变成双义，不能游荡。”由此可看出巴特与德里达的解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童明教授认为巴特之短在于他对语言的历史性、文学性和作者意识的忽略甚至否定。巴特的错，是他将文本的媒介归于“共时”的语言系统。互文理论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历史中形成的个性意识、作者意识、特定含义都荡然无存。历史中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语言和编码。同时，巴特的文本空间其实是单向的。将“作者意识”与语言系统对立，抹去文学和非文学文本的区别，将文学和作者归于等级秩序，其中的逻辑似乎不是相对论，而是二元对立的辩证法。他提出读和写相对化的同时，又宣布“作者已死”，“读者降生”，造成读和写的新对立。
接下来，童明教授梳理了互文理论的发展。布鲁姆的文学史观中包含互文性的体现。他认为“一个文本只是语义的一部分：它是个提喻(synecdoche)，指向包含其他文本的更大整体。一个文本是一个关联性的事件（a relational event) …”另外，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也带有互文理论的影子。后殖民和女性主义文学的互文性，带有巴赫金所说的“双重声音的话语”特征，是典型的“对话性话语”(dialogism)。正如女性主义作家是对体现男权思想作品的重写，后殖民作家常常对代表殖民思想的文本做重写。另外，当代的文化生产是各种文化、历史、时空的交错，形成“之间”(in-between)或“衔接空间”(liminal space)。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推动当代的文化生产。飞散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翻译：家园和世界，回忆和旅行，涉及许多相互关联的文本。“东方西方”及“南方北方”代表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磨合、交锋，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声音和意识呈现双重性或多重性。最后童明教授以体现互文性的一个例子——童话故事《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与Volvo广告之间的互文结束了整场不乏风趣幽默的理论介绍。
童明教授在介绍“互文性”这一晦涩难懂的理论时，借助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进行解释，使之更容易理解。同时对巴特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体现出深刻的洞察力。论坛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