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福柯的治理术概念与亚洲问题

主讲人： James L. Hevia（何伟亚）

时间：2013年5月8日（周三）16:00—18:00

地点：一号楼544会议室 

纪要人：杨虹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与文化论坛第72期主讲人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国际史教授 James L. Hevia（何伟亚）。何教授主要研究中亚与东亚的帝国与帝国主义问题，著有Chershing Men from Afar（中译本《怀柔远人》），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中译本《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本次讲座中，何伟亚教授主要探讨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做了一场信息多面、内容丰富、发人深思的报告。

何教授在此次报告中，从福柯“治理术”概念出发，对十九世纪欧洲国家对亚洲进行的殖民侵略战争做了新的解释。何教授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关于欧洲在亚洲的殖民扩张问题，欧洲和北美学界在研究过程中产生并依托了某种学术分工，一方面把亚洲划分为不同区域进行区域研究甚至国别研究，另一方面依据具体学科在研究对象内部进行细分，分为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划分成为知识壁垒，妨碍了人们对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帝国进行全面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处于帝国夹缝边缘里的小国家了。何教授认为，全面研究的对象应当是这些国家的行政结构、军事制度、知识活动等等，正是这些要素塑造并且维系了历史上的帝国。

在讨论“亚洲问题”之前，何教授首先提出解决前述由于学科分工带来理解亚洲的困境的新方式。他的新书《帝国安全国家：英国殖民知识及其在亚洲的帝国建构》中核心论点就是，用福柯的方式来表述，十九世纪后半叶，规训与管控的政治体制，将欧洲国家改造成了军国主义国家。正是军事规训活动，将身体改造成了“驯服”的身体。《规训与惩罚》发表之后，福柯关于“规训”在十九世纪欧洲国家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的论述广为人知，但他对“管控”机制的阐述则少人著书研究。福柯认为，“国家理性”是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治理理性的管控原则”成为维持国家理性的手段。

治理理性体现为一些列手段。通过图表与数据，将国情知识提供给决策者以便制定各类策略。运用策略达成特定目的，实现国家治理化。治理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延续国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特别是面对外部威胁时。政治官员必须凭借分析他国国情数据以估量潜在威胁，依靠外交手段达成暂时的权力平衡。评价他国实力，规划策略性联盟，福柯称之为“军事-外交配置”。配置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结合了各类异质性的要素，其本身就与学术分野格格不入。此后，战争成为维系均势的手段。福柯认为，要想充分备战，就需要一个宏大合理的军事配置，包括后勤补给和知识储备。福柯关于治理技艺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国家发展史的全新道路，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历史，而是开始关注政治配置的出现与消亡，对其进行整体式研究。

十九世纪初期，亚洲各国没有实现政治转型，并不考虑权力平衡问题，而是沉溺于区域性权力关系游戏里，根本不知何为“治理技艺”，没有塑造出军事-外交配置。拒绝政治转型的结果就是欧洲各国只得诉诸新安全机制的武力层面。

何教授进一步阐释说，这一军事-外交配置的思维方式早已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军事外交中发展而来的操作系统理论，现在我们称之为“计量学”，已经成为商学院与管理学院的主流思维模式。不论是经营麦当劳，还是入侵伊拉克，实质上都是这一思维模式的体现。

之后，汪民安教授对何教授的报告进行总结，指出福柯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提出治理术。十七世纪之后，欧洲国家的目标从维系君主权力转向如何更好地维持国家的生存。欧洲国家不再可能实现帝国梦想，而只能在权力平衡中维系生存，并发展出以工科思维为主导的军事-外交配置的治理技艺。同时期的亚洲国家却没有实现以上政治转型，土崩瓦解后的古老亚洲体系出现权力真空。不再在内部争抢的欧洲国家转而向亚洲发动战争，结果影响了欧洲内部势力平衡，最终为了维系平衡导致瓜分亚洲的后果。汪民安教授指出，何教授为侵略战争提供了新的解释。侵略不再是为了获得财富，而是为了欧洲内部重获平衡。

最后，何教授就师生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与同学们展开热烈对话。如何教授近一步向同学解释了何谓操作系统理论，强调其是宏大而完美的复杂机制，核心是效率。治理术并非道德判断，而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技术问题。何教授敏捷的思维、简洁的语言、谦逊的态度，给与会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从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