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6月4日14:00—16：00

地点：英语学院417室

主讲人： Bo Isenberg

翻译：杜玉生

纪要：朱欣慰

题目：危机与批判——福柯的两个概念

本期论坛主讲人是瑞典隆德大学社会学副教授Bo Isenberg, 他在自己对福柯的阅读和研究中试图去发现福柯的“研究问题”究竟是什么。讲座围绕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展开——危机与批判。

福柯的著作先后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精神疾病及规范化过程、知识的形成过程、新型权力机制的诞生、人口及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利、人的主体性。除了将以上几点阐述清楚之外，教授主要通过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涉及福柯的权力问题。他以“危机”与“批判”两个概念展开说明。

危机存在于历史、社会及人类生活中；现代危机就是一种作为危机的现代性。相应地，对现代文化中的批判就有可能必须出现。批判是一种独特的现代品性。“现代性”是对福柯所关心的问题的最一般的解答，那是一种人们“被置其中”的现代性，是人们自身社会化的前提，是人的境况。

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现代性是“西方世界经历的最根本危机”。也就是说，现代性本身就是危机，它既是一种基本经验的丧失也是一种失落感的体验，传统、确定性、方向、目标都随风而逝。作为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和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科学以及与科学有关的危机或者说现代危机做了描述。而古典社会学（韦伯、西美尔、滕尼斯、涂尔干及马克思等）是对社会现代现代化进程的智识科学反应，宣称：现代化程度越高，危机越大。

诸多的理论家和作家都提到了危机、现代危机或者是作为危机的现代性，即没有什么是必须的，一切皆可不同——社会、社会关系、政治、知识、真理、机制（家庭、法律、权利等）。一切皆可不同，因此一切必将不同。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永恒的变化不定状态。现代现实的一切都可同时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因此，现代的一切都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下，任由人类摆布，沦为人类行为的客体，一切都会变化。借助知识，经过规划，一切皆为人所制、为人所用：生命、环境、人自身。韦伯断言：现代性的方案就是要通过精心算计掌握整个世界。这种现代性的观念、体验以及危机感与先前的文化发生巨大冲突、宗法社会缓慢、稳定，传统界定生命、意义、真理、价值、共同目标、人生方向。那时生活也许艰辛，但人们人就可以给出有意义的解释，传统的一切总归有因可寻。在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始于15、16世纪，自19世纪开始加速，危机开始不断形成。

危机实际上是个中性的概念，在此并不被看成某种坏事、问题或者病症，而是意味着有些事情悬而未决、模棱两可或者有待抉择。危机一词的来源在希腊语中的另一个意思是批判，也就是说，客观性危机和主观性批判是一个词的两面。而从概念历史来看，二者确属一体，是一种心理品性，是现代的核心体验。

批判以为这一切都有可能有所不同，事物及事物的秩序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批判讲事物及事物的秩序置于危机之中。现实的一切均朝向各种可能性开放，可以有各种选择、理解、行为及变化。批判将可能性描述为与现实同等重要，森之比现实更重要。罗伯特•穆齐尔在小说《没有个性的人》中说，现代品性最吸引之处在于“对可能性的感知”，而不是“对现实的感知”而“可能性的现实”比“现实的可能性”更令现代魂牵梦绕。

现代性通过其主要体制，如资本主义、工业化、个体化、城市化、国家等等，比任何时代更深刻地改变了历史进程。现代性是场危机，唤起危机。它批判一切，改变一切，是社会处于永恒的不断加速的改变之中。

然而，福柯的基本问题是：由于上帝已死，人们在失去根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感的社会中如浮萍般飘荡，丧失目标，失去方向。规训是面对充满危机的人类状况所做的历史回应。自由漂浮的人类被认为是危险和病态的，他们的自由是对社会的威胁。如西美尔文章中的“陌生人”，飘荡的个体所拥有的自由包含着各种危险的可能，因此必须被整合、塑造、规训、规范为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现代规训权力并不毁灭或杀戮，而是生产有用的个体、福柯写道，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现代人的形成意味着“可能性的完结”。穆齐尔也同样讲现代人描述为“具有开发潜力的人”，“可能性的象征”、“必须加以塑造的氓流（乌合之众）。”因此，规训是一种历史回应，针对尼采所谓的“首要之险”的个人。而同时，人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对这种“超验的无家可归感”状态曾加以阐释。

20世纪各种创造新人的政治企图或其他尝试花样频出，从苏联到德国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埃里克•沃格林称其为“社会宗教”或“世俗宗教”。而在这种大量群体的人陷入“反叛、犯罪、流浪、遗弃、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昙花一现，在无须钟生存与死亡”的状态时，生命权力或生命政治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反应、选择与必然结果。它讲无需的群体组织成人看，形成良性运转、协同一致的社会，将个体及个体能量集合成集体力量。

规训权力塑造具有生产力的个体，生命权力塑造强大且具竞争力的社会。这两种权力类型的形成依赖现代性危机的出现，同时体现了其具有的各种可能性与必然性。两种权力所针对的目标是生命、人及社会，体现了穆齐尔所说的“对可能性的感知”。二者也体现了德国社会学家迈克尔•马克鲁普劳斯所谓的现代性的“策略性部署、管理”：试图将随着宗教和传统的慢慢消失而得以解放的潜能加以创造性地整合，生产社会秩序及社会现实。马克鲁普劳斯说，现代性即“本体论的紧急状态”。

哲学家汉斯•布鲁明堡提出一种类似的现代性方案：现代危机为新的现实和真理提供了那个“零爆点”或“起始点”；任何“本体论部署/控制得最小化”同时是“建设性潜能的最大化”。现代性自身的合法性由此推出。从这种“最小化的本体论部署、最大化的建设性潜能”的“紧急状态”，人形成为个体，不确定的集体形成为人口。

危机（永久的社会的、存在主义的现代性本体论危机）是福柯分析的基本问题。危机，是问题是选择，是现实是可能，完全中性。由批判式思维所导致的危机，同时也促成批判性思考。批判性地思考是指另外的方式思考事物及其秩序，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独特的、典型的现代品格。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克斯莱特与福柯很容易就能联系起来。在他的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中论证了批判与危机是如何作为历史范畴出现于现代初期，如何塑造了现代时期并成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两者如何紧密辩证地联系在一起。批判是思考导致以危机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的形成，同时，危机也使批判式思考成为可能。

克斯莱特在《批判与危机》中说，批判是对当代的批判，福柯与康德都对这一点加以证实。康德谈论批判时明确了理性的批判界限，并将批判界定为对当代的批判。最后一种形式的批判即他所称的启蒙。在他看来，启蒙意味着人类从其备受谴责的缺乏自身权威的转台下脱离出来，意味着富有勇气，要敢于认知，敢于认识自己，批判性滴认知、反思，为自己思考。福柯与康德观点相近，他强调批判，同时强调启蒙，启蒙意味着“对现时的永久性批判”。他将批判等同于现代性。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它使我们观察、理解和把我现时，从而使自己不再以任何方式被管理。这是一种对自我的屈从状态进行反思性克制与忍耐的态度或艺术，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策略。

现代性、启蒙、批判就是福柯同时谈论的自由，即假设一切事物原本应有不同，或我们以不同方式认识事物。自由预设了一种危机状态，即不被禁锢于任何单一权力的牢笼。

有同学提出问题询问福柯与后现代议题的关系。教授解答说，福柯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与后现代有关的议题。虽然人们在讨论“后现代”问题的时候时常提及福柯，但他本人的关注点集中在“现代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