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2日，北外文学所第35期文学与文化论坛在北外东院阿语楼208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由德国伍珀塔尔大学Astrid Erll教授用英语主讲。论坛由文学所所长王炳钧教授主持，由文学所硕士研究生李俊担任翻译。参加本次论坛的有外文所和英语学院的师生。

Astrid Erll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何为文化记忆研究？》(What is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Erll教授首先介绍了记忆研究从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的作品中首次被提及，到如今以皮埃尔•诺拉，让•阿斯曼，和阿雷德•阿斯曼为代表人物的短暂发展历程。随后，Erll教授带领大家一起审视了文化记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一些对记忆研究大有裨益的概念和观点。

上世纪二十年代，莫里斯•哈布瓦赫发表《论集体记忆》一书，首次明确提出文化记忆这一概念并进行了系统阐述，同时严格地区分了历史与记忆，把这两者看作是对过去完全不同的说明。该书成为今天记忆研究的基石。 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们都对记忆研究产生了兴趣。这些早期的研究自发出现，不相关联，仅在小范围的学者群中燃起了火花并于二战后渐行熄灭。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集体记忆”才又慢慢浮出水面，继而迅速风靡学术界、政界、大众传媒界和艺术界。这就是“新记忆研究”。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德国的让•阿斯曼和阿雷德•阿斯曼是“新记忆研究”的代表人物。皮埃尔•诺拉堪称不朽的七卷本著作《记忆地点》认为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上连接过去和国家身份的文化现象，都是记忆地点。他的这项方案很受欢迎，在其它国家备受效仿。在德国，让•阿斯曼和阿雷德•阿斯曼区分了两种“记忆框架”——交流记忆和文化记忆。其中，文化记忆是他们研究的重心。他们关于 “文化记忆”的理论，是德语世界文化记忆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理论。

Erll教授认为，当前文化记忆研究是“实践有余，理论不足”，然而我们需要为文化记忆研究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跨越实践中不同学科间和不同语言间的障碍，解决一些在文化记忆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争端。接下来，Erll教授便提出了对一些最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区分。她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广义概念，涵盖着“社会”，“物质”和“精神”三个维度。“文化”与“记忆”在两个层面上结合——个体的和集体的。没有不受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的个体记忆，也没有脱离个体，只存在于媒体和机构中的集体记忆。由于哈布瓦赫和诺拉强调历史和记忆的对立，历史成了记忆研究的一个死角。为了使文化记忆方式多样化，Erll教授建议化解历史与记忆间毫无意义的对立。历史只不过是另一种文化记忆方式，历史编纂是它的特定手段。毕竟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历史方法已经发展成为重建过去最可靠的方式。

报告结束后，大家与Erll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大家受益匪浅。

北外文学所

2009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