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阿列克谢的1984：恰亚诺夫与农业乌托邦的第三条道路
      时间：2022年4月12日，15:00-17:00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
      主讲人：王洪喆
      主持人：车致新
      纪要人：于韡航

2022年4月12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北外王佐良讲堂·第125期文学与文化论坛在我校东院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洪喆老师以“阿列克谢的1984：恰亚诺夫与农业乌托邦的第三条道路”为题作了精彩的演讲。

王洪喆老师首先梳理了恰亚诺夫有关农民研究、农民经济史、社会史研究的著作在西方和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恰亚诺夫是生产组织学派的中坚分子，参与了与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论战，其著作《农民经济理论》1922年在德国出版，是生产组织学派的基础著作。恰亚诺夫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成为西方农政研究的热点，80年代时译介引入到中国，至今为止仍旧是学界梳理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不过在有关恰亚诺夫思想的接受过程中，欧美学界又普遍忽视了其有关未来学、乌托邦方面的构想和研究。《我兄弟阿列克谢的农民乌托邦之旅（第一部分）》正是被忽视的一篇重要文本。这部只完成了一半的乌托邦小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恰亚诺夫在其中批判了城市主义，主张斯拉夫传统的价值。在这部作品中，恰亚诺夫让笔下的主人公来到1984年的莫斯科，主人公发现人口2万人以上的城市已经被摧毁，国家成为以小农户庄园为主导的花园国度，不同地域的纽结点代替了城市，提供公共服务。新的国度并不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而是局部回归斯拉夫传统，但保留了更为高效的技术精英统治，在这个新的国度中，甚至出现了气象调控系统，在内部保证国家农业运转顺利，在外敌入侵的时候，调控系统能够变身气象武器，阻止他国入侵。

王洪喆老师指出，恰亚诺夫希望能够发展彻底改造自然的技术，同时却又不想改造那些斯拉夫民族延续千百年的传统价值观和组织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组织设计上的矛盾。不过恰亚诺夫之所以要让个体农场成为主导经济形态，其目的是为了抵抗大工业生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希望新的经济形态下，人能够直接面对自然，创造性地劳动。恰亚诺夫强调生产计划、劳动、消费的均衡，而供求信息如何达到均衡，这是后来控制论学派要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恰亚诺夫在20年代受到奥地利经济学派影响，希望通过价格和自由市场实现目的，而后来则认为应该抛弃货币这一指针，同时又不完全由国家强制计划生产和供需的安排，希望能基于社会主义信息系统实现这样的均衡。而面对苏联当时的集体化倾向造成人们劳动意愿不足问题，恰亚诺夫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通过公平的分配和物质刺激，另一方面则希望建立新的社会原则，比如女性可以离婚，女性和男性同工同酬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为了避免乌托邦社会的阶级再分化，恰亚诺夫在文中规定每户家庭最多占有2至3公顷土地，对私营企业进行浮动征税，通过强制征税保证社会公平的再分配。恰亚诺夫尤其反对食利阶层，在乌托邦社会中，对地租、非劳动所得征税，废除股份合作企业和私人金融机构等。总而言之，国家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恰亚诺夫希望消除国家的强制功能，发挥社会的作用，让治理的场所发生转换。不过这个作为手段的国家实际上要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都更加强大，不仅掌握了强大的武器，交通和司法仍旧由国家掌握，林业矿业石油煤炭等资源仍旧由国家垄断。

尽管我们可以批判恰亚诺夫提出的纲领是一种简单化的解决方案，但恰亚诺夫的乌托邦世界能为我们提供理解苏俄民粹派绵延100年之久的无政府主义和保守主义纲领的结合，为我们理解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提供有效的历史背景。王洪喆老师最后提出，我们对恰亚诺夫的乌托邦思想应当抱着同情与批判共存的态度，有关社会主义的未来写作必须面对、讨论、解决，或者至少在想象上去回应阿列克谢这一文本中提出的问题。王洪喆老师还指出，农政问题的研究如果只集中在专业化问题中，忽视了外部的政治议程和社会议程的讨论，剥离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可能会走入窄巷之中。在专业讨论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政治纲领、经济理论资源、对未来社会的想象等方面不可通约的成分和辩论的灰色区域，如果不清理这些模糊的灰色地带，那么我们就没法对80年代以来的农政研究做出有效的理解和分析。

最后，王洪喆老师与在座师生就有关农政研究以及在俄国文学以及英美文学史语境中的乌托邦写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互动，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