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年6月26日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楼447
主持人：金莉、王炳钧
主题：“游戏”理论
2017年6月26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第24期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在我校西院综合楼447教室举行。读书会以“游戏”为主题，文学所的师生与来自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我校英语学院、中文学院、德语系等外国文学专业相关师生等四十余人共聚一堂，就“游戏理论”、“文学与游戏”等相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细致的研读和讨论。
本次沙龙分上下午两场，上午场由《外国文学》主编金莉教授主持，下午场由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炳钧教授主持。金莉教授在主持发言中指出，此次沙龙将以主题串讲的方式展开，以“游戏”为探讨主题，既不失历史感和时代性，又极具学术前沿性和文化严肃性，既是文学所精心筹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同时也是2018年《外国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的预备会。
随后，就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十四、十五封信”，湖南师范大学的任海燕老师抓住了其中的核心概念“游戏冲动”（Spieltrieb）——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结合而成的新冲动——分享了她的心得和思考。在她看来，“游戏冲动”的内涵并不明确，但论述中流露出席勒超越二分法、强调“第三种事物”的倾向。而“游戏冲动”就是超越“感性”和“形式”冲动的“第三种事物”。借此，游戏的概念被划归到了美学领域。而在第十五封信中，席勒重点指出了游戏的对象——活的形式（lebendige Gestalt），强调感性和形式冲动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席勒认为，游戏冲动是形成“完整的人”的关键所在，可以治愈文明给人类造成的创伤，进而让现代人恢复到古希腊那种圆融的、如歌德般的状态。在分析中，她重点突出了《审美教育书简》的政治现实背景和个人思想背景，详细分析了席勒与浪漫派之间的思想关联，并从“美育”“游戏力”等概念反证了席勒相关思想的有效性和生命力。
紧接着，在对《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六、二十七封信”的细读中，我校文学所的牟芳芳老师指出了其中两大核心问题，其一，席勒将审美游戏视为一种方法，借此人可以克服自我欲望、社会伦理道德等强制下的不自由和分裂状态，实现和谐和真正的自由；其二，席勒的游戏概念具有某种模糊性，其中包罗万象，因此相关分析不仅包含审美领域、教育领域，甚至囊括了席勒对整个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具体看来，第二十六封信中主要涉及的是人的飞跃式成长过程或“审美心境”究竟如何可能的问题。席勒认为，人在跨越式成长中，只有贴近自然的同时超越自然，才能捕捉到自然的灵性，最终达到行动和愉悦的一致，这与华兹华斯等浪漫主义诗人对自然与人关系的思想极为相似。在第二十七封信中，席勒具体指明了人通过感觉方式的彻底革命从物质游戏进入审美游戏的过程，并强调审美游戏的精神性、必然性、恒定性和自由性。据此，席勒将国家和社会划分为强力、理性和审美三个阶段，并强调审美国家实际上只存在于少数卓越的人当中。
我校英语学院的马海良教授就弗洛伊德的《作家与白日梦》一文做了详尽的剖析。他指出，弗洛伊德的文章结构完整、问题明确，主要是针对包括作家创作素材的来源、处理素材形成优秀作品的特殊方式等问题展开的。首先，弗洛伊德类比儿童游戏与作家创作，指出两者之间的诸多共同点，如全身心投入、自得其乐，创造属己的、与真实世界不混淆的完整世界，以想象为基本心理条件进而实现愿望的满足等。随着人的成长，儿童游戏被幻想（fantasy）所取代，以满足、宽慰、疏解各种愿望及其所受的压制。而其中，具备“讲述自己的痛苦的能力”的人——作家，能凭借刺激和回忆创造出与未来世界相关的、满足其愿望的游戏—作品。而创作的来源也相应地分为两类：一是如神话、童话等现有素材，一是个体的体验和感受。因此，要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有效办法之一是了解作家的心理、生活状态。总体上，马海良教授指出，弗洛伊德采用了实证方法，论述中运用了大量临床数据，极富科学精神和实践经验，因此对问题的解答也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马海良教授还就文章中具体的一些观点，如文章末尾对游戏的“民间心理结构研究”的认识等做了进一步说明。
随后，在开始细读德里达的经典文本《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之前，我校文学所的姜红教授首先指出，尽管德里达被视作解构主义者，其分析总是针对逻各斯和结构的，但在具体行文中，文本的整体结构和逻辑关系都十分清晰。总体上，前六段是一种图示性的说明，旨在阐释解构主义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后文主要分析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中隐藏的解构成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游戏关系。据此，结构性的中心并不存在，中心只是某种虚拟建构的效果，根本上是符号相互替换的游戏的发生场所。在这个意义上，结构概念的历史应当被当做中心置换的历史来认识。而这种“去中心”（décentrement）作为结构之结构性的观念属于时代整体，并非个人性的，但仍受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影响。德里达从《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等文本入手，指明了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研究的特质：在保存旧有概念之对立（如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的同时揭示其局限，以“打零活”（bricolage）的批评方式展开研究，在一种（历史与游戏、在场与游戏的）紧张关系中频繁地参照“游戏”。在德里达看来，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虽然更清晰地显现了“重复的游戏和游戏的重复”，但仍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游戏思想的否定的、卢梭式的一面”（与之相反的是肯定的、尼采式的一面），某种对“新人文主义的灵感”的追求。
文学所的郭峰老师对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一文的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参照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相关章节总结其对游戏的现象学式考察。伽达默尔根本上颠倒了游戏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将游戏视作独立于游戏者的意识而存在的、先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并据此指明了游戏的几大特征：重复性、自反性、优先性、秩序性、无目的性、他者性、过程性等。在伽达默尔看来，一切游戏活动都是被游戏的过程（alles Spienlen ist ein Gespieltwerden），而游戏的自我更新源自于游戏者的本能冲动，总是一种自我表现活动。其二，伽达默尔将游戏视作沟通自然与艺术作品的渠道，从游戏到艺术的转化，正是向构成物的转化（Verwandlung ins Gebilde），在向真实事物的转化中，游戏与游戏者的表现性行为脱离，具有某种作品（Werk）的、功能（Ergon）的特质，成为一种构成物（Gebilde）。因此，艺术总是承担着认知的功能，能够提供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途径。而此种认知功能的实现，则需要审美无区分和作品共时性的充分实现。其三，郭峰强调，伽达默尔对艺术与游戏关系的考察，根本上是试图提供一种切实的艺术作品阐释方案、一种把握艺术传统与艺术新形式之间关系的方法、一种思考艺术领域内的具体实践的进路，这源于“艺术可理解性”的根本判断，同时也表现出伽达默尔极强的现实指向性和思想责任感。
此后，文学所的黄晓晨老师着重分析了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虚构与想象——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一书的相关内容。在她看来，正如该书的标题所显示的，伊瑟尔主要以文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虚构”（das Fiktive）、“真实”（das Reale）与“想象”（das Imaginäre）之间的关系：文本之外的真实世界提供了各种话语体系，虚构的文本就产生于其中；有意识的、作为人的基本需求的虚构是想象得以呈现的媒介；借助虚构，想象才最终被转化为可把握的东西——文本。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文本处于想象与真实的过渡状态，其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作为镜子，反应人的需求和追求；二是作为场域，实现人的自我模仿、自我呈现甚至自我超越。伊瑟尔强调，在文本的诞生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选择性，在场的文本总是与隐匿的、不在场的文本共生的，因此要把文本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此意义上，文本展现出语言作为“符号”的双重性——某些东西的可言说性与想象之物的不可言说性。相应地，文本游戏，即是人借助文学阅读跨越想象与真实之间的界线、回转于自由游戏和工具性游戏之间、进而建构自我和扩展自我的过程。文本的人类学意义正在于此。
在活动过程中，参会师生还就游戏的概念问题、游戏（Spiel）的翻译问题、席勒在德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重要性问题、席勒与康德思想的相通性、席勒审美世界与实在界的划分、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游戏的个体性与集体性、德里达的游戏概念、真理与游戏的关系、游戏的具体范畴、游戏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在活动的最后，主持人王炳钧教授表达了对与会师生的感谢，并结合之前发言者的相关内容，就游戏理论的发展线索、近来相关研究的趋势和主要成果等做了细致而充分的补充说明。此次文论与文化研究沙龙在掌声中落下帷幕。
附：本次沙龙活动的阅读书目（由王炳钧教授开列）：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179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A、第111-127页（第十四、十五封信），B、第211-241页（第二十六、二十七封信）。
（Friedrich Schiller: Briefe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1795). In: F. S.: Theoretische Schriften. Hrsg. Von Rolf-Peter Janz. Frankfurt a. M. 200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1908）。载：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98-108页。
（Sigmund Freud: Der Dichter und das Phantasieren. (1908). In:S. F. Studienausgabe. Hrsg. von 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gela Richards, James Strachey. Bd. X: Bildende Kunst und Literatur. Frankfurt a. M. 1969.）
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关于文化的游戏成分的研究（1938）。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A、第1-29页（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游戏的本质和意义）, B、第131-150页（游戏与诗）。
（Jo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Proeve eener bepaling van het spel-element der cultuur. Amsterdam 2008.）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1967)。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502-525页(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7.）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1974）。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89页（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
（Hans-Georg 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Kunst als Spiel, Symbol und Fest (1974). In: H-G. G.:Gesammelte Werke, Bd. 8. Ästhetik und Poetik. – 1. Kunst als Aussage. Tübingen 1993.）
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1991)。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22-363页（第五章：文本游戏）。
（Wolfgang Iser:Das Fiktive und das Imaginäre. Perspektiven literarischer Anthropologie. Frankfurt a. M.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