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沙龙第十一期 会议纪要

主持人：郑萌芽 陈敏

时间：  2011年3月25日14：00—18：00

地点：  逸夫楼一层大会议室

纪要人：吕广平

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化理论与文化研究沙龙第十一期主讲人是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在本期沙龙中她们主要介绍了各自的博士论文，之后与会老师和同学参与讨论。

首先是郑萌芽介绍论文。论文题目为：《献祭仪式与暴力演示——解读1800年前后古典题材戏剧中的暴力问题》。她分别从论文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文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存在的困难这几个方面概括介绍论文的主体内容。论文研究对象是三部德国古典题材戏剧：歌德的《陶里岛上的依菲几妮》、席勒的《墨西拿的新娘》和克莱斯特的《彭特西丽亚》。其中前两部戏剧带有理想化倾向，即都认为理性和人文主义思想可以消解暴力，是对理性和人文主义的赞同和推崇，体先了温克尔曼对德国古典作品的审美理念：“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两部作品是歌德和席勒对古希腊神话的接受、重读和改写，是对古希腊的理想化再现。体现阿波罗精神。而克莱斯特作品和歌德席勒的作品形成对比，否定古希腊和谐的图景。作品中充满暴力强迫，呈现血腥黑暗。是酒神精神在文本中的体现。论文在对以上三部作品的分析中主要引用的理论文本是《杀戮者》和《神圣性与暴力》。《杀戮者》主要介绍部族社会狩猎活动后将动物骨骼以其在生时的形态呈现，是猎人对自己狩猎行为的忏悔，体现对生命的珍视。通过对这种仪式的分析推断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过程。通过这种对“恶”的献祭行为宣泄人的暴力，减少攻击性。《神圣性与暴力》的出发点是：人的暴力与攻击性与生俱来，主要讨论通过何种方式可以制止暴力。文章的关键概念是“替罪羊”，即献祭仪式中的献祭品。它是社会共同体所有矛盾和过错的承担者，通过它的消灭来解决社会的矛盾，带来和平。所以它一方面是恶的象征，另一方面又能解除危机，拯救共同体。第三部分论文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出现在理论与文本的结合上。歌德的作品是对欧里庇得斯的依菲几妮神话传说的改写，改变了原来神话中的暴力循环，不再是古希腊的悲剧情节。其中人文主义和理性对暴力的消解如何与理论文本的结合是问题所在。席勒作品的主题类似于俄狄浦斯神话，表现了模仿欲望和不洁性暴力的产生和消除。理论文本《神圣性与暴力》中“替罪羊”的角色在席勒作品中是否真正起到了这个作用是问题所在。而与前两部作品相反，克莱斯特的《彭特西丽亚》是在质疑德国古典时期对古希腊的接受，反对温克尔曼对古典和古希腊的定义。作品中彭特西丽亚撕碎阿喀琉斯的身体是酒神肢解仪式的影射，体现古希腊时期的血腥暴力场面，是对歌德席勒作品中人文和谐理性的古希腊图景的否定。而克莱斯特作品中的暴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得以消解，以及这个结论对整篇论文的意义是需要进一步加以阐释论证的。而献祭仪式对暴力压制的作用是贯穿全文的核心。第四部分存在的困难主要有：1800年前后德意志民族文学建立背景下时代话语的复杂性，历史背景的不易把握，所选文本是否具有代表性。

郑萌芽介绍论文之后与会师生进行讨论。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三个文本中的暴力是否与政治挂钩，对《神圣性与暴力》中“替罪羊”的理解及其在文本中的对应物和作用，文学作品描写暴力的意义与作用，对“人”及其形成的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本中对自然的隐喻如何与文本分析结合，暴力与仪式的关系，暴力产生的源泉，1800和1900年前后德意志文学发展趋势的转变，等。

讨论之后由陈敏介绍她的论文主题内容。论文题目是《感知的媒介性及其对西方现代主体性的建构——以维兰德和席勒的叙事作品为例》。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维兰德的小说《罗莎瓦的堂·西尔维奥历险记》和席勒的小说断片《通灵者》。论文研究的出发点是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人的感知及其媒介和媒介性18世纪下半期，即启蒙运动晚期，德语文学叙事作品中所折射出来的（现代）人的感知状况、其媒介性以及二者对西方现代主体和主体性的培养和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论文中指的西方现代主体指的是德国启蒙运动中所要教育培养的主体，对其的主要要求是康德在1787年所总结的《何为启蒙》中所提出来的：鼓起勇气，走出由人自己所造成的“非成年”状态，从而成为一个“成年”而独立思考和行动的现代主体。启蒙所培养出来的现代主体是充满了感官经验性、媒介性、历史性的人。论文所研究的主要是两个问题：此时期的文学作品所折射出来的人的感知及其媒介和媒介性是怎样的，具体又是通过何种文学手法和方式进行表现的；其次是这些文学作品所折射出来的人的感知及其媒介和媒介性是如何参与现代主体及其主体性建构的。维兰德年的《历险记》是一部讽刺性小说，颇具哲理性，在两个层面上探讨了感知及其媒介性，以及对这两者的意识所带来的对主体和主体性的认识和建构。在小说的叙事风格和手法层面上，维兰德采用了一个具有产生“间离效果”作用的叙述者来介绍故事情节发展，并对故事的主人公由于深陷“移情式阅读”而产生的各种荒谬行为进行戏谑性的点评。席勒的《通灵者》便在创作层面上完全使用了舞台戏剧般的语言：对故事情节的交代言简意赅，宛如舞台布景提示，故事情节的推动主要由人物对话来完成，以给读者造成一种身临其境、直接感知到小说中人物所看到、听到、闻到和触摸到的“现实”之错觉，并激发读者像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去追寻和确定被“驱魔化”了的启蒙世界中“绝对的真相和真理”，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席勒对于通过文学对人进行现代启蒙教育以及培养一个自律、有独立思考和行动能力的现代主体的乐观看法。但随着该小说主人公对其深信不疑的感知能力及其媒介性逐渐怀疑和认识，席勒想要通过美文学教育而培养一个身处“鞍马时期”的剧变社会却绝对自律的现代主体的教育理想也逐渐土崩瓦解。相反，正是通过其叙述的“本真性”、“感官性”、和“直接性”与叙述的个人视角化的结合，该小说从整体上来说间接呈现了人的感知的媒介性，并逐渐打破了启蒙运动培养绝对自律而成熟的现代主体神话般的理想，并使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其在启蒙运动初期所扮演的“教科书”角色，使其作为一种有别于哲学、社会道德伦理学和教育学的社会话语领域获得了其发展的新空间。论文写作中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现代的主体性问题，该主题颇有争议。其次，本论文对西方现代主体性建构问题的讨论是从人的感知状况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状况及其媒介和媒介性这个角度出发来进行的，而针对感知本身，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具有很多的其它社会话语；本论文要进一步探讨18世纪下半期德国启蒙运动的文学作品中所折射出来的人的感知状况及其媒介性，并由此不仅分析文学作品对感知的表现和反思，同时也要挖掘这对西方现代主体性的逐步建构起着什么样具体的影响和作用，这要求论文作者在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致的文本阐释的前提下，还必须将这些文学话语嵌入同时期其它的社会话语中，从而既典型又相对全面地来看待这个并不专属于文学话语领域的问题。

论文介绍之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感伤主义、狂飙突进和浪漫派等文学流派的划分及其关系，文本中叙述者、叙述角度的多样性对“主体性”展示起到的作用，多个叙述角度与“真相”以及“主体性”的关系，现代主体的形成，不同叙述手法对描写同一个母题的作用，不同文体如书信体、日记体和对话体等所特有的叙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