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诗人评论家 霍俊明

题  目：《诗歌：如何站在生活面前》

地  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三层会议室

日  期：2014年11月29日15:30

纪要人：梁媛

本期作家论坛的题目是《诗歌，如何站在生活面前》，荣幸邀请到诗人评论家霍俊明老师演讲关于诗歌和生活的关系。这次讲座霍老师提出了很多有建设的观点以及想法，着重强调了诗人和生活的关系是“速度、过程、远方、行走”。

讲座开始，霍老师以“诗人之死”入题，提到了当代几位诗人感慨的离去，这一年对中国诗坛来说是沉重的一年。首先是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2014年5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接着是诗人卧夫，2014年5月，孜然一身走进怀柔大山中，一去不复返，生前曾透露自己正沿着海子当年的脚步，用镜头记录海子的生命轨迹；台湾诗人周梦蝶先生，2014年5月1日下午因肺炎合并败血症过世；九零后诗人许立志，2014年10月1日坠楼身亡；老右派诗人沈泽宜，2014年9月21日逝世；霍老师的导师陈超先生的离去，陈超先生于2014年10月30日晚上跳楼自杀身亡，作品有《我看见转世的桃花》《秋日郊外散步》等。

霍俊明老师谈到生活与诗人的关系时认为终于到了这一天，现实和作家的想象在赛跑。霍老师很认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的一句话，“在这个时代生活已经大于想象，而能否有想象大于生活的那一天。”我们有日常生活，公共生活，更需要精神生活。霍俊明老师详细阐释了“红筷子”的比喻，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红筷子”带着想象和魔力，与生活接轨。高速化、生命力短、高铁似得飞逝而过，时间永远在奔驰，再应景的文学作品都抵不过当下时效性的广度，于是一些非虚构性的作品应运而生。比如《梁庄在中国》的作者梁鸿在书中勾勒出了她充满矛盾与问题的故乡——河南梁庄。中国的乡村，在梁鸿眼里正在经历越来越大的精神创伤，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接下来的讲述当中，霍老师着重提到了“打工诗歌”，每年有近万首关于打工的诗歌产生，然而留下来为人们称道的却近似于无。文学和生活的关系也许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面对面的方式，第二种是迂回而间接的方式，把时代让入背景当中，隐约透露出来。霍老师给了一项数据，就广东东莞打工者每一年在机器操作中被切掉的手指，十几年前的数据保守估计也是一年十万，这仅仅是东莞这一个地方，倘若扩大到整个中国，这个数据所呈现的画面是血腥和残酷的。

如何才能从诗歌和文学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距离，霍老师强调了“速度，过程，远方，行走”四个词，并一一作了详尽的阐述。诗人也好，文人也好在这个时代似乎都有一种集体失语感，正如许知远在《祖国的陌生人》中所述，这批知识分子都是故乡的失语者，是“地方的陌生人”。诗人雷平阳在诗作中常常提到对故乡云南的爱，这种对故乡的爱仿若“针尖上的蜜”，甜蜜而伤人。作家索尔.贝娄有一句话“过去的人死在亲人怀里，现在的人死在高速路上”，这种飞速的节奏带来的是一种廊道理论，即所谓全速、全知视角，但实际上却是以更为扁平的眼光看世界，霍老师提出扁平时代的来临。老师回忆道，当年地震灾害时，上万首关于地震的诗歌出来，真正流传下来的不会超过三首。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多的是去反思现代性社会的这种快速和中国当下的现状以及和文学诗歌的关系。 在如今知识爆炸，信息炸裂的时代，高产并不一定能给出既深刻又符合当下的好作品。霍老师提出应当“用日常的材料攻击生活致命的部分”。

演讲转眼间到了尾声，最后霍俊明老师在总结时引用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话做了意味深长的结尾：“这个世界是残缺的，但我们仍然应该尝试去赞美它”。在互动环节中，参与者就诗人与诗歌评论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新媒体的出现对诗歌的影响进行了提问，霍俊明老师指出诗人与诗歌评论者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二者应该更是一种相互打开的关系；新媒体的出现，网络运营平台的出现让大众主流接触到了诗歌，从这个方面来看，影响力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