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著名诗人食指
主持：汪剑钊教授
题 目：滋味 韵味——关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考
地 点：北外西院综合楼1147室
日 期：2014年12月20日
纪要人：杨亚衡
本期作家论坛邀请我国著名诗人食指先生作为主讲人。食指先生首先梳理了“滋味·韵味”这一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核心概念，随后推及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得出应当建立文化自信的结论。讲座的最后，食指先生朗诵了他献给夫人翟寒乐女士的诗作，并热情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
食指先生首先从“味”字谈起，指出“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从人类对食物的感知发展而来，老子就曾提出“味无味”，而《左传》中的“声亦如味”就已经显露出从对食物的感觉到艺术鉴赏的审美概念转变的端倪。而“滋味说”作为一种审美鉴赏理论，起源于先秦，成熟于齐梁。汉代王充的“事味于心”，就是对文学作品进行体会领略的意思，进而到公元500年左右，在钟嵘的《诗品》中，“味”或者说“滋味”才成为一种纯审美的评论方式，使这种由最直接的咀嚼食物获得的感官感受被引入到艺术鉴赏这一审美活动，“滋味”的含义也得到了扩展和延生：琢磨、分辨、寻思而又回味无穷。三百年之后，在唐朝诗评家司空图那里，“味”的含义得到进一步的开拓，被区分为“内味”（即钟嵘的“味”）和“外味”（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这是一种感官经验以外的“食醋加盐”的“味外之味”。
接着，食指先生进一步梳理了“韵”的发展源流，他指出，《诗经》中的作品虽然早已有韵却并未做公开讨论，而《晋书》中：“凡音声之体，务在和韵，益在加倍，损则减半”是可考的史书中对韵较早的记载。食指先生结合自己孩童时的回忆，听母亲吟诵《凭阑人·寄征衣》的诗句：“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作为引证，他进一步生动地解释了“韵”所能够带来的“迷人”感受。食指先生指出，“韵”作为一种审美标准也有其变化的历史轨迹，在南北朝时期，谢赫以“韵”评画，作品需“气韵生动”，《世说新语》则用来评人，而佛教中也有以“韵”评人的典，而到了唐朝开始了以“韵”评诗，“风韵朗畅者为高”。两百年之后的宋朝，范温首先谈到了“韵味”：“概尝闻之撞钟，大音远去，始音复来，悠扬婉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也”。食指先生认为，“韵味”按范温的话说，是无法言说的精神层面的享受，在悠扬激荡的钟声中令人们各有所想。这相对于前面所提到的感官享受的“味”和“滋味”以及超越感官经验的“味外之味”，审美水准又提高了一步，因而，这几个语汇的发展过程也提现了一个文化逐渐提高的过程。同时，食指先生指出，这样的一个实在可触的中国文化的变迁过程与印度佛教的传入密不可分。印度的佛教和诗学特别注重韵，而印度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约公元64年传入中国以来，迅速传播，影响很大。从《晋书》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韵”的作用。接下来，食指先生以陶渊明的作品为例进一步解释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陶渊明的“此种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诗品》中被评为中品，谓其为“质直”的农家语，《文心雕龙》中甚至未被提及。但是范温则说“是以古今诗人，惟渊明最高”，这无疑是我们民族的审美水准不断发展的实例。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食指先生首先指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过两次重要的文化碰撞，第一次碰撞即印度佛教的传入，自汉始，至隋唐，耗时一千多年，终于形成中华文化儒、释、道并存的格局。第二次碰撞则始于1919年，来自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概念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距今还不到百年，借用冰心老人的话“德先生赛先生什么时候来中国安家？”，即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转化为中国人的基因？食指先生抛出问题，如何才能让“德先生”“赛先生”尽快安家？怎样安家？继而点明，印度的苦行僧佛学依赖清谈传入中国后，转变成中的“自在”佛学，所以西方文化的传入不应该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变化的。至此，食指先生引出了关于中国文化自信的思考。他首先厘清了中西文化在艺术表现上的几点不同，并辅以实例加以说明。总的来说西方文化重逻辑，而中国文化讲究对立统一，在艺术表现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西方艺术尤其是小说，注重详实的心理描写和分析，而中国艺术则偏重意会传神（东方文化普遍如是）即佛教中的“不可说”。2、西方艺术表达直白，而中国艺术含蓄留白，留有思考的空间。在与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中，传承中国文化不应该或自视其为糟粕或简单地用“博大精深”一概而论进而束之高阁不进行具体实在的分析，在整理发掘中国古典文化的时候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从词汇到文论再到观念，把握精髓把根留住，虽然无法完全再现古典作品的高级写法，但可以结合现代的艺术手法使传统得以流传。食指先生用道佛相斗的民间传说以及《西游记》中孙悟空打小妖精小道士的生动案例指出中国人的文化不自信，并再次强调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应该本着承认差异、互相欣赏的态度。最后，食指先生还给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考虑到中国文化是意会传神留有余地的文化，那翻译应该怎么办？
讲座的最后，汪剑钊教授也补充到，当代的学者学子都应该充分地回视自身，特别是作为北外的学生，应该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把根扎稳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不可一概而论，更不应该顾此失彼。
在互动环节中，食指先生和汪剑钊教授认真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从诗歌的鉴赏、创作等各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了交流。食指先生通过对“璞、玉、器、损”四阶段的解读，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审美诉求即对于去雕饰的“璞”和“损”的欣赏。他认为诗歌的魅力就在于无法言说又想言说，说出后又难以成诗的挣扎之中，所以诗歌创作在他生命中的意义远远超过“红卫兵诗人”、“知青诗人”这些错误的片面的名号，更多的在于“被打动所以成诗”这一自然而然却又让人无比痴迷的过程。食指先生还兴味盎然地表达了他对于用现代的媒体手段解读诗歌的看法，认为诗就内容而言跨越感太强，用画面来解读诗歌会丢失掉很多“画外”之意，以至于丧失诗歌的意思和神韵。在诗歌创作方面，汪剑钊教授则指出想要创作出好的诗歌首先需要大量的积累和足够广阔的眼界，在此之上形成一定的判断标准，一首好诗也需要契机，有了充分的准备，当“诗歌找你”的契机出现，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最后，食指先生真挚地朗诵了他写给夫人翟寒乐女士的《冬日的阳光》（2002）《家》（2005）,以及《较量-寒风中的鸟窝之三》（2012）和《命运的平衡木 我的独木桥》（2014）。此外，食指先生还即兴背诵了自己苦吟三年的《我这样写歌》，并在同学们的热情要求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