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诗人李少君

题目：诗歌的“草根性”时代

主办：外国文学研究所、言心文学社

地点：北外1号楼544室

日期： 2013年4月24日下午19：00-21：00

纪要人：郭安琪

本期作家论坛邀请到的主讲人是海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诗人李少君先生。在此次讲座中，李少君先生主要从汉语的特色、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西诗学的比较、诗歌的“草根性”这四部分进行演讲。

李少君先生首先介绍了汉字的特色。汉字具有实指性、虚拟性或超越性、特殊的重组能力的特征。每一汉字都有其所指的意义，而汉字在指向现实物体的同时，还具有指向本体、表达某种境界的特性。汉字在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创造出大量的诗歌，同时也可以营造出画中的意境。于是，李少君先生在这里感叹道：生为一名中国人，拥有汉字这种极具魅力的文字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一件事！

从汉字与自然的对应关系中，李少君先生引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中国自古便有对自然的崇拜的这种传统，“惟天地，万物父母”。在古诗词中，将自然与人进行类比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屈原将香草比作君子，将臭草比作奸侫小人。在这里，李少君先生还提到了诗歌能够抚慰心灵，因而发挥着宗教性的作用。

接下来，李少君先生又对中西诗学进行了比较。西方讲究上帝与魔鬼的二元对立思想，这种冲突具有永恒性，就像存在主义理论提出的“他人即地狱”。而中国自古讲究阴阳对立且互补，它们各有所长，并且可以相互融合。中国古代诗人坚信一切可以变通、融合、转化，他们一贯保持着中庸、平和的态度，不走极端，而这也是中国古代诗人中鲜少有人自杀的原因。李少君先生在此以苏轼为例。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出狱后，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后被外放颍州；元佑八年，北边至惠州；没过多久又被贬至儋州。即使这样，苏轼仍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其豪放派的诗风世代为人称颂。而西方多是批判性诗人，比如：拜伦。中国近代革命则采取了西方的上帝与魔鬼的对立模式，整个社会分为剥削阶级与劳苦大众这两大对立阶级。其最终结果虽然成功，却也促使了文革的发生。在当今社会，批判性的人仍广泛存在，比如：公知。李少君先生说这些人的做法就是在公然制造仇恨。在此，李先生指出，文学可以用来表达自己，但不必指责他人，发现问题时，我们要做的是观照自己，而非将矛头指向他人。

最后，李少君先生着重谈了关于诗歌“草根性”的问题。李少君先生说，“草根性”这个概念是根据个人的经历而提出的。有次，他前去参加苏州的一个研讨会，途中经过很多镇、县，而在他“走走停停”的过程中偶然发现，包括农民在内的很多人都会作诗。从前，我们总以为诗歌是一个很“高”的东西，但是，现在很多镇、县里的人都在写诗，不得不说明，诗歌正向着“大众化”的方向迈进。中国的新诗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五四时期、第二次出现在三十年代，以现代派诗人为代表，第三次以60、70年代的台湾诗人、以及80年代的朦胧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为代表。无论是五四时期的优秀诗人，还是朦胧派诗人，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诗人作为高干子弟，都得益于首先接触到外国文学，包括“灰皮书”。他们因现实产生出失望的情绪，又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受其影响，于是写出了很多有感染力的诗歌。另外，朦胧派诗人多是北京诗人（舒婷因特殊的联系而算得上是准北京诗人），到了第三代诗人多是四川、上海、江浙一带，显然诗歌的城市中心，由北京转向了二线城市，呈边缘化走向。而现在，即使连镇、县中的“草根”都可以作诗。事实上，诗人、民间诗刊的数量远大于80年代。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情况的产生呢？李少君先生说，首先，由于教育的普及，诗歌的半专制、半垄断、半封闭的情况被打破，形成了完全开放之势；其次，发达的网络传媒，产生了越来越多会写诗的人。自古以来，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唐朝的文化繁荣，都与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在网络十分发达的年代，农民的诗可以面向全国进行传播，更多的“草根”诗人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内。而这，也正是诗的数量急剧上升的原因。

在讲座的互动讨论环节，李少君先生详细、耐心地回答了听众提出的各个问题。出席本次讲座的还有首都师大第九届驻校诗人宋晓杰、《北京文学》编辑黒丰，以及正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学习的诗人、作家安琪、李见心、黒眼睛、郭守先、曹向荣、史映红等，他们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